文/刘紫剑
    爷爷对劳作有着最朴素的认识：干活干活，不干，怎么活？
    家乡分田到户那年，我不到十岁。家中九口人分了30多亩地，大人们一下子忙了起来。我和姐妹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天放学回来，都要帮着做农活。
    家乡是半丘陵地带，30多亩地不是完整的一块，分散在村前村后的四五处。每块地都有名字，一般是以土地的面积来命名，比如九亩地、二亩二、七分台等等。在这些地块中，爷爷对一块地尤其上心，几乎每天都要背着手到地里走两圈。
    这块地叫三亩六。听父亲说，这块地是太爷解放前一锨一镢开垦出来的，土改的时候发了地契，太爷把地契收在一个瓦罐里，放在床头。不想公社化时期，这块地被收归集体，太爷心情非常失落，把那张地契在煤油灯下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夜。他临终的时候，提出要埋在这块地里。然而生产队不同意，最后只能埋在村里集中的坟场。
    三亩六坐落在一个东西走向的山沟里，南边是一条小路，北边是一块长满野枣树、高矮不平、遍布石块瓦砾的高丘。爷爷在三亩六转了几天后，就拿着镢头、铁锹，在北边的荒丘上干起来啦——他想把这块地开垦出来。
    父亲劝爷爷，30多亩地就够忙活的了，这点地荒就荒着吧，再说开出来也种不了几苗庄稼。爷爷不吭声，蹲在地头装一锅烟，打着火抽，抽完继续干自己的活。
    一个冬天的时间，爷爷硬是把那块荒地开出来了，平平整整的，野枣树挖出来剁成柴，枯草被一把火烧了，石头瓦块剔出来垒成墙。他用脚认真地量了一下午，吃晚饭的时候，高兴地宣布：不小啊，八分地啦。又对父亲说：就叫八分坪吧，再下一场雨，先种点绿豆，等收了秋，和三亩六一起，都种上麦子。1992年的冬天，我在西安上学，接到爷爷病重的电报，急忙往回赶，交通不像现在这么便利，离西安不到二百公里的路程，到家已是半夜，老远看见家门口挂的纸扎白幡，就知道爷爷已经不在了，禁不住嚎啕大哭。父亲告诉我，爷爷给自己选的墓地，就是八分坪。
    仔细端详，爷爷选的这块墓地确实费了心思。八分坪坐北向南，呈半圆形，背后像一把太师椅，面前是爷爷视为珍宝的三亩六，三亩六的南边，那条小路的边上，是陡立的高崖，崖上整齐得如同一张书案。爷爷把对家族的美好祝福、对子孙的殷殷期望，都寄托在这块墓地上了。
    父亲在爷爷墓前植了两棵柏树，对这块地非常用心地照料，在地头插了树刺，免得孩子或者耕牛到地里折腾；一年只种一季庄稼，好让土地有休养生息的时间。
    姐妹们陆续出嫁了，我毕业后户口也从家乡迁出，家里只有父母和奶奶三位老人。上世纪末，村里人口变动大，重新分配了一次土地。父亲只留了三亩六和八分坪，其余的，都退给村里。2009年的初冬，我再一次满怀悲伤地赶回家中，跪在八分坪里，看着84岁的奶奶，在和爷爷分别17年之后，又走到了一起。
    父母已经六十多岁了。我在西安买了房子，接他们到城里住。然而不到半个月，他们就坚决要回家，说城里太热太吵，整天没事干，闲得难受。
    我提出回家可以，只是你们年纪大了，农活就不要干了，把家里的土地让给别人种。父母非常生气，骂我不长脑子：国家把皇粮国税都免了，现在种地是多好的事啊！再说了，人活着干什么，不就是干活嘛！
    回到家的父母很高兴，我每次一打电话，就给我念叨三亩六的苹果长势不错，果子挂的密密麻麻；八分坪的墒有两指厚，后半年不下雨也能种上麦子。
    我只能一放假往回赶，和妻子、女儿一起上地帮父母干活：割麦子、挖红薯、摘绿豆、掰玉米、收苹果……女儿嫌累，有时耍小性子。我告诉她：西安的房子再大再漂亮，只是暂时的家，只有这儿，才是家的根，才是永远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