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陕工网(029-87344613)阿莹简介
阿莹，陕西耀州人，第五届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从197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先后著有散文集《大秦之道》《饺子啊饺子》《旅途慌忙》《绿地》；短篇小说集《惶惑》；评论集《长安笔墨》；秦腔剧《李白长安行》；歌剧《大明宫赋》；实景剧《出师表》等。其中，散文从2014年至2019年连续6年收入中国作协的年度散文精选。散文集《俄罗斯日记》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散文《饺子啊饺子》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报告文学《中国9910行动》获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优秀奖；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获第九届国家文华大奖特别奖、优秀编剧奖和第二十届曹禺戏剧文学奖；话剧《秦岭深处》获第三十一届田汉戏剧奖一等奖。
长安画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展现画坛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和热议，有关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然而站在不同的角度，即使同一人不同时期的创作，却会让人得出不同的认识。尤其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刷，社会上对长安画派何以崛起多有忽视。近来我查阅了长安画派主将们的档案，翻阅了有关史籍，又与画家们的后人进行了深入交流，感觉这一共和国诞生后出现的艺术现象，在今天依然可以给人以有价值的启示。
《华山》石鲁
《渭北农家》赵望云
两位美术大师的友谊
为什么我们要特别介绍两位大师的友谊？因为这两个人石鲁和赵望云对长安画派的贡献非常突出，我们说他们两人是旗手。后来评论界几乎一致的看法是，40年代50年代长安画派的旗手是赵望云，60年代70年代长安画派的旗手是石鲁，他们两个有一个接续的过程。赵望云是从白区过来的，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全国很多地方办了几十次画展，申明要抛掉“四王”范式，将目光投向现实生活。他还曾在《大公报》连载写生绘图，冯玉祥为之配诗，社会影响是很大的。石鲁是20岁时，为了逃婚从四川到了延安，在宝塔山下生活了十个年头。我们对石鲁的研究，好多人很少提及他是延安培养出来的一位杰出艺术家，几乎把他的这段红色历史快淡化掉了。而且令人感叹的是，美术圈不断地传出这两人在艺术见解上有分歧，也不断地传出一些流言蜚语，而我通过对他们档案的研究，发现两个人是惺惺相惜，两人的友谊是深厚的，是刻骨铭心的，是凡夫俗子难以理解的。
从刚才第一个例子我们应该能看出石鲁对赵望云十分敬重，石鲁敢于对赵望云的任命提出异议，如果他心里不认可不敬重，怎能在那样严肃的场合提出那样敏感，且让领导尴尬的意见？第二个是石鲁多次给赵望云的册页题词，称赞赵望云是一个大画家，他写道“蒙蒙雨露下甘霖，山川无处不生春，操管如生称大作，清坛无不敬先生”，我想以石鲁那样耿直率真的性格，怎可能违心地白纸黑字去说这些话？第三个是石鲁在赵望云去世后，亲笔写了挽联，当时他已重病在身，完全可以让子女送去，但是他让女儿搀扶着，拄着拐杖走了三四里，走一会儿就要蹲下来歇一会儿，亲自赶到灵堂与挚友做最后的告别。
赵望云对石鲁也非常敬重，在先生的档案里，反右时给他定了个非常有意思的称号，“定为右派，但不戴帽子”，是右派又不戴帽子，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咋回事，但这个情况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后来给右派分子摘帽平反的时候，没办法给赵望云平反，没给你戴帽子怎么摘帽啊？历史上的这个现象很是耐人寻味。然而在赵望云打成右派不戴帽子以后，他亲笔的自传里多次记录到汉中写生，到陕北写生，到江南写生，包括到印度出访记载得非常清楚，而陪同的第一个人写的都是石鲁，如果两位艺术家关系不睦，怎可能委屈同行去写生？再一个是在1962年的时候，赵望云的二儿子赵振川要学画，而赵望云本身就是大画家，但他却带着孩子到了石鲁家里，要儿子拜石鲁为师，石鲁最后答应了。试想如果他们关系不好，赵望云怎可能屈尊带着孩子去拜师。而且，文革的时候在大院里发现了反动标语，公安人员认定是石鲁写的，因为那时他已经神经错乱，笔下经常会流露一些情绪。但有人找到赵望云确认，他就说了一句话：反标是谁写的都有可能，但肯定不是石鲁写的。铮言铁语，掷地有声，短短的一句话，至今让人感动得流泪。
近日，我把《陕西日报》从1949年一直翻到1980年，在1954年4月9日的陕报上，还看到了石鲁和赵望云共同绘制的一幅画，名叫《双松并茂》。那时在陕报上发表美术作品也是很难的，我在陕报上发现过很多大师，比如蒋兆和也发表了很多作品。这幅作品应是他俩友谊的实证，遗憾的是这幅画现在找不到了，那时候不像现在对美术作品的珍惜，可能就是普通的一幅投稿，用过就扔掉了。但是却把两人“双松并茂”的关系永远固化了。
《雄关漫道》何海霞
长安画派的创新
长安画派之所以能够成为画派，之所以能够举世公认，对现代美术产生重大影响，我以为主要是艺术上有所创新。
一是创新了中国画的表现内容。当我们去阅读长安画派经典画家的艺术作品的时候，会发现这些画家所着眼的内容，与当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画家所着眼的目标和方向不一样。我们可以了解一下金陵画派，也可以了解一下岭南画派，包括北京、天津、上海的那些画家们，与他们当时所描写的内容是不同的，他们大多采用传统的范式，力求笔墨语言上能够有所变化，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那么长安画派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把目光盯在了基层的老百姓身上，着力描写和反映现实生活。首先赵望云的开创性探索是会彪柄史册的，他将西画的写生方法与笔墨语言相结合，将中国画带入了反映现实生活的境地，可以说为长安画派的诞生做了最为重要的艺术准备，这一历史贡献怎么评价都不为过。比如赵望云的一组十幅《采桑图》，全部描写的是农民，把新中国成立后那种崭新的生活，带给人们的喜悦和对劳动的热爱表现得格外真挚。而这种反映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的作品，几乎贯穿了赵望云的整个艺术生涯，且让画坛耳目一新，这种直面现实的笔墨精神在当期画家中是比较少见的。而且，长安画派的表现内容带有革命性，它的内容不仅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描摹，一种集中概括，更是一种艺术升华。那幅石鲁的《古长城外》，表现的是火车从群山中开来，人们惊叹不已。那幅何海霞的《三门峡水库工地》，一派繁忙的劳动景象，让人振奋。那幅方济众的《南海渔歌》，表现的是渔民在晾晒捕获的景象，可谓情趣盎然。长安画派的艺术家们对现实生活情有独钟，一派独特的大家风范。记得曾经在一个展览上有过一幅石鲁的“十八罗汉”，其实一听这个名字就可以肯定是假画，因为赵望云、石鲁、何海霞等长安画派的画家最显著的特点是描写现实生活，反映现实生活，概括现实生活，把现实生活作为他们艺术的源泉深入进行研究和创作，对妖魔鬼怪类的内容根本不屑一顾。
这里也需要强调，当时长安画派的主力画家，一度时期作品有强烈的相似性，比如何海霞的《征服黄河》，石鲁的《云横秦岭》，赵望云的《初探三门峡》，在风格上具有强烈的相似性。而石鲁的《山区修梯田》，与赵望云的《陕北秋收写景》，无论从取材角度，还是笔墨构图，压住名款几乎难分作者。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当时这些画家常常白天一同出去采风，到了晚上都要集中研究讨论画稿，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互相借鉴，融会贯通，以致构图和笔墨自然不自然地相似起来。当然长安画派这种画风，也是历史大潮的推动使然，当时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也希望画家们拿出表现新生活的作品，所以他们的作品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时候，笔墨有相当清晰的相似性。
二是革命历史题材的突破。长安画派创新了革命历史题材，这个创新应该是革命性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看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很少有哪部作品比石鲁的《转战陕北》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反映得更深刻了，绝对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一幅巨作。当时这也是个命题作文，上级让石鲁创作一幅表现延安战斗岁月的作品，当时他是在齐白石旧居画的，如今我们看到的十多幅手稿，清晰地反映了巨作的酝酿过程。但是，这幅画在文革的时候受到了批判，画面上共有三个人，老农、战士、毛泽东，另有一匹马。受到了什么批判呢？说是毛泽东站在了悬崖边上，好像走投无路了。说画面只有一个士兵，领袖成了孤家寡人了。气得石鲁说你们根本不懂艺术！这幅作品至今看去仍然气场宏大，很少有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较之更令人震撼了。人物似乎很小，实际在苍茫的像大海一样的群山怀抱中，我们的领袖气定神闲，对夺取全国胜利已经胸有成竹，真正表现了一种气魄和胸怀，有一种持久的历史穿透力，表现的应该是这么一个主题。而且尽管群山布满整个画面，可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是领袖，打动你的也是领袖，一代大师的这种构图，的确不是凡夫俗子所能认识到的。还有一幅画是《东渡》，画幅只展现了半条船，遗憾的是原作不见了。石鲁后来说他之所以能够画好这幅画，是他当年到了延安后在西北文艺工作团工作，直接感受了革命领袖的风范。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创作，他专门到黄河边体会了伟大领袖当年东渡的感觉。他说我尽管没有亲眼看到毛主席东渡，但是我当年也到了黄河边，参与了伟大的战役，所以他笔下的东渡气势磅礴，面对惊涛骇浪，没有一点儿胆怯，大家都在奋力拼搏横渡黄河。那幅《东方欲晓》的构图也确实不俗，本来是一孔窑洞，而窑洞中间窗户的灯亮着，旁边是暗的，寓示伟大领袖在这儿忙碌了通宵，新中国即将诞生。巧妙的是作者没有画领袖，画的是一孔窑洞和一棵树，但是这种寓意极富感染力，所以很多画家说，这幅画和齐白石的《蛙声十里出山泉》有异曲同工之妙。
必须指出，何海霞在这方面也有不俗的探索，他创作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表现了红军长征的艰难而又昂扬的气势，一支举着红旗的队伍行进在苍茫的群山之间，大山拥抱了队伍，队伍依赖着大山，生命气象在画面涌动，读之格外令人感慨。
三是创新了笔墨语言。长安画派笔墨语言的创新，应该说就色彩而言表现在赵望云身上，就笔墨而言主要集中在石鲁身上。赵望云讲，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喜爱的美术，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的色彩。他在研究大西北绘画的时候，发现用赭石为主的泥土色调可以较好地表现苍茫和深厚，所以赵望云的画作喜欢铺染赭石类的颜色，令人直感到黄土地的悠远和厚重，而今这种厚实的色调已经传承开来，成为了当今画家们描绘大西北的主色调了，其历史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纵观石鲁的作品，笔墨语言则非常粗犷，是多种皴法并用，显得苍劲挺拔，直将长安画派的艺术成就推到了巅峰。文革中批判石鲁画作的时候概括了四个字：“野、怪、乱、黑”，这的确有意思，的确不像同时代其他的艺术家。近代美术史上无论是扬州八怪，还是上世纪同期的一些画家的作品，依然喜好展现深邃、飘逸和松弛，在笔墨技法上多有创新，感觉到一种心灵的抚慰和享受。而石鲁的笔墨开创了一种苍劲、苍茫、雄浑大气的气象，使中国画的表现语言深入到了人们的灵魂里。我以为批判他的作品“野、怪、乱、黑”，恰恰提炼了他的笔墨语言的创新特点，所以石鲁对此有一段回应令人感慨：“人骂我野我更野，捣尽平凡创奇迹。人责我怪我更怪，不屑为奴偏自裁。人谓我乱我更乱，无法之法法更严。人说我黑不够黑，黑到惊心动魄魂。”这，实际上就是石鲁的艺术宣言，这种艺术境界确实与同期很多画家拉开了距离，展示了一种孤傲而深刻的大师风范。现在北京的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石鲁的百年展，第一次全面展示了石鲁一生的创作历程，当然更反映了大师的艺术品格。
长安画派的艺术归宿
应该说长安画派的成功，也是青春力量的绽放。他们有六员主将，1961年在北京集中亮相的时候都很年轻，其中赵望云年龄最大，也才55岁，何海霞53岁，石鲁42岁，李梓盛42岁，康师尧40岁，方济众38岁，正是这样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团队书写了一个美术传奇。然而，我们不得不说，这六个人的艺术归宿是不一样的，他们自己对长安画派的认识也不尽相同。
首先是赵望云，他始终坚持了长安画派那种直面现实生活的理念，他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一直到去世，一直坚持以描写现实生活为主题，尽管到了晚年重病在身，笔下也想表现一种风骨，表现一种文人画的气韵，寻找一种飘逸的文人画的精神，似乎笔下更加写意，也有了空灵的味道，但他的艺术追求始终不渝，没有发生任何动摇。
石鲁到了晚年的时候，似乎走向了一种癫狂的状态，一会儿清醒，一会儿不清醒。有一些他到印度写生的绘画，反复涂描了很多符号，谁也看不懂。我认为所谓石鲁精神上有问题的时候，所绘之画没有一幅是精神病患者的涂鸦，而是一个思维健全人的创作。后来石鲁说长安画派的艺术主张是，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这句话似乎已经深入人心。其实类似的话过去也有经典画家说过，凡是大师都是要研究学习古人的，也都要有所创新发展的。所以，他的笔墨后来发展得更深入更自如，是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艺术概括，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有革命性的突破。
何海霞也是一位艺术大家，长安画派应该说是三员主将、三位大师，是赵望云、石鲁、何海霞。何海霞在陕西30年，晚年回到北京，他的创作对长安画坛的影响是深刻的，进京以后又给许多重要场馆画了大量的巨幅作品，让世人为之惊叹。其实，何海霞和赵望云、石鲁是不一样的。石鲁是从延安出来的，长期跟随延安时期的艺术家交流学习，赵望云是从白区过来的，关注百姓的日常生活，而何海霞是张大千的入室弟子，对古典美术的理解认识则更深入。所以，他晚年说他画长安画派的画不自由，就像一条无形的绳子绑着，让他无法施展开来。所以，他到了北京几乎抛弃了长安画派的画法，咱们之前看到的何海霞的《陕南第一炉》，还有《征服黄河》，都是何海霞到北京以前的作品，画风更多的带有赵望云、石鲁对美术的认识，是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描摹与提炼，而他晚年进京后便浪漫起来，泼墨描彩，涂抹层染，潇洒地表现了自己对大地山水的认识，更表达了自己心中的一种美好愿景。实际上正是长安画派的山水写生过程，为他日后的创作注入了活力，使他的画作跃上了一个有别于人的山水境地，也使他的头上能戴上杰出的标签。
方济众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画家，所绘作品讲究笔墨，产量丰富，晚年也竭力想与长安画派拉开距离，创作了《驼铃清风》等一系列画作就脱离了长安画派早期的风格，后来也始终在笔墨上探索，渴望能在色彩和构图上寻找到一种独创的美术语言。康师尧和李梓盛也创作勤奋，但笔下没有出现大的波澜。另外，还有两位大画家与长安画派有着渊源关系，一位是黄胄，一位是徐庶之，两位都是赵望云的入室弟子。黄胄1950年就到兰州参军了，后来因画崭露头角到了北京，然而他的画作多姿多彩，成就斐然，却始终延续了长安画派反映现实生活的思路。徐庶之1951年也到了新疆，在边疆画了一辈子，晚年返回西安，也始终反映的是新疆人民的现实生活。显然，长安画派对他们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师承的脉络是非常清晰的。
当然，长安画派的画家们在发现自己受到社会关注后，也都会考虑自己在美术史上的定位，都希望自己能进一步在美术画廊里站住脚，于是便会刻意地与长安画派兴盛时的笔墨拉开距离，笔下或多或少都有变化，都渴望形成自己的个人风格，在美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受长安画派的影响，随后，长安成长起一大批杰出的画家，刘文西、王子武、崔振宽、江文湛、郭全忠、王有政、王西京、赵振川、张之光等等，竟然有二十余人，他们以宏大整齐的阵容在中国画坛精彩亮相，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使陕西成为了国画艺术的重镇，为繁荣中国笔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所以，长安画派这一艺术现象的兴起、形成和最后的归宿，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一定会愈发感觉到长安画派居功至伟，应该不断地创新发展，不断地发扬光大。
（根据2019年12月11日在人民美术出版社讲座上的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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