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莹简介
阿莹,陕西耀州人,第五届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从197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先后著有散文集《大秦之道》《饺子啊饺子》《旅途慌忙》《绿地》;短篇小说集《惶惑》;评论集《长安笔墨》;秦腔剧《李白长安行》;歌剧《大明宫赋》;实景剧《出师表》等。其中,散文从2014年至2019年连续6年收入中国作协的年度散文精选。散文集《俄罗斯日记》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散文《饺子啊饺子》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报告文学《中国9910行动》获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优秀奖;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获第九届国家文华大奖特别奖、优秀编剧奖和第二十届曹禺戏剧文学奖;话剧《秦岭深处》获第三十一届田汉戏剧奖一等奖。
长安画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展现画坛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和热议,有关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然而站在不同的角度,即使同一人不同时期的创作,却会让人得出不同的认识。尤其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刷,社会上对长安画派何以崛起多有忽视。近来我查阅了长安画派主将们的档案,翻阅了有关史籍,又与画家们的后人进行了深入交流,感觉这一共和国诞生后出现的艺术现象,在今天依然可以给人以有价值的启示。
《转战陕北》 石鲁
《汉水新歌》 何海霞
长安画派形成的土壤
我们知道长安画派生长的这片土壤,是十三朝古都所在地。那么,陕西这方水土最具代表性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它厚重的历史文化!由于西安是历史上的皇城所在地,在形成朝代首都的过程中,文学美术方面的精英必然会汇集过来,特别是对中华文化具有深刻影响的周、秦、汉、唐这四个伟大的朝代在这儿建都,党中央也在延安战斗生活了十三年,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琳琅满目的遗迹可以讲上几天几夜,什么时候去看都会感动得流泪。所以我常常说,陕西是一场大雨就会冲出一个博物馆的地方。今天我想着重介绍,进入21世纪以后在三秦大地上,有哪些新的重大文化发现。
第一个是在陕西榆林神木发现了“石峁古城”。新世纪的这个发现,公布当年就被列入“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这片古城遗址有4平方公里,发现的原因是因为有大量的玉器镶嵌在城墙里。据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曾经有个神木人背着一褡裢的玉器到北平去,被一个美国人遇见,买下了一件最大的黑玉刀、一件最大的绿玉刀和两件较小的玉器,现在这些玉器都存放在德国科隆远东博物馆。在上世纪70年代,又有大量的玉器在美国和我国香港出现。公安人员侦查发现,这些玉器来自同一个地方,就是陕西神木的石峁镇。而真正意义上的发现是在2011年,以前人们认为那条隆起的土脊是秦长城遗址,有个年轻的文物人利用一月时间将石峁遗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发现城墙是回字形的三重结构,显然是一座古城堡。经这几年科学考古发掘,分析测定距今已有4300年了。从此每年都有重大的考古发现,人们对此非常震惊,现在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且这个发掘还在继续,每年都要开一次专题的国际研讨会,2019年我也去参加了这个国际研讨会,会上关于石峁古城有太多的话题。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在石峁的瓮城墙壁上发现了一大块壁画,从发掘的墙面上可以看到大小数十块壁画残片。这幅壁画的发现可以说丰富了中国美术史,也有人说将改写中国美术史。以往我们对远古美学的一些发现,大都是一些西部地区的岩画,这种大面积的彩色壁画的发现还是第一次。壁画的颜色有黑色、白色、红色、黄色,共发现了六七种颜色。当然现在面对这些零星的残片,已很难复原它原来的面貌,但是我们知道了古人在四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可以绘制彩色壁画了。
第二个是宝鸡新的青铜器的发现。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应该说是世界上收藏青铜器最多的博物馆,那里馆藏有大量的青铜器,能够展出的不到二十分之一,大量的青铜器都还躺在库房里。现在我们时常在媒体上看到的那个何尊,就是因为在内壁铭文上发现了两个字——“中国”。而这个何尊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工作人员在废品收购站发现的,当时回收价不到三十元。后来到了七十年代在清理掉铜锈后才发现内壁珍贵的119个铭文。当然何尊上面的“中国”,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中国,是“中央之国”的意思。这里,我想说青铜器上的纹饰代表了一个时代,是那个追求礼乐文明的美学体现,是当时文学、美术、信仰的集中概括,上面的饕餮纹、龙凤纹、云纹、雷纹,以及各种各样的浮雕纹饰让人感动不已。2003年,宝鸡眉县的农民发现了一处窖藏的青铜器,有27件,其中有个逨盘震惊了世界,上面有372个铭文,记载了单氏家族八代人辅佐西周十一位王征战、管治的历史,可以说是西周断代工程的铁证。当年国家社科基金有个重大科研项目,就是关于西周的断代史,现在清清楚楚了。尤其是这些青铜器的造型、纹饰以及铭文对以后的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青铜器和其它文物不一样,青铜器在当朝就是宝物,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汉武帝有个年号是元鼎年,就是因为当年发现了一个元鼎,连年号也随之改了,因之“盛世吉金”,金就是青铜器。所以在西安以西的地区几乎每年都有重要的宝物发现,也因此吸引了大量的艺术家、美术家来这里考察。范曾先生曾说,他看到这件青铜器感到非常震撼,直呼三生有幸,当场给宝鸡的博物馆写了题词。
第三个是秦始皇兵马俑的研究有待深入。兵马俑从发现到今天,考古人员一直在研究,产出了大量的考古成果。然而非常遗憾,在艺术方面的研究却乏善可陈。我们知道兵马俑是2000多年前的雕塑,这些雕塑和汉阳陵的雕塑完全不一样,汉代的雕塑是拿模具做出来的,而秦兵马俑现在已发掘了一千多件,还有一千多件等待发掘。我记得清楚,上世纪七十年代刚发现的时候说,这个发掘可能需要二十多年,但是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新的发现不断涌现,进入新世纪又发掘出了铜禽坑等等一批重量级文物,造型优雅,仪态万方,估计再有一百年兵马俑也发掘不完。然而五十年过去,人们对其艺术的研究却比较肤浅,几乎是处女地。其实这些兵马俑神态各异,千人千面,没有一个是重复的神态和造型。也就是说每一个兵马俑都是精湛的艺术品,而不是古代的工艺品,艺术价值神奇而伟大,当可穿越两千年和今人进行对话交流。然而,我们的考古人一直醉心研究兵马俑的兵法布阵、工艺制造、象征意义等等,总之都是在分析史学价值,却较少从艺术层面去研究。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作品,让大家流连忘返,但是那些伟大的作品距今只有六百年时间,而2000多年前的兵马俑的艺术表现力更为神奇,文化内涵也更为丰富,更让人感到震撼。而且那样规模的兵马俑,一进入汉代就没有了。我们看到汉代的汉阳陵等高等级大墓里的陶俑,不仅尺寸小了很多,关键都是用模具扣出来的,千俑一面。然而,我们对兵马俑艺术价值的认识至今还是一片朦胧,这应是美术工作者的一个遗憾,希望有志者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一定会抱一个金娃娃的。
第四个是唐代韩休墓壁画。我们知道陕西历史博物馆门票免费,但是里边有个壁画馆却是收费的。国家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第一行内容就是唐代壁画,因为这些珍贵的壁画代表了一个朝代,是中国最辉煌朝代顶级文化现象的集中展现。我曾经到博物馆看到永乐公主墓壁画中的一幅侍女图,中间有个端果盘的仕女,有个日本学者曾经为此到西安来了五六次,直说这是中国的维纳斯,实在是美的享受。进入21世纪,陕西又发现了几幅重要的壁画,这些壁画是唐玄宗的宰相韩休墓的。其中一幅“伎乐图”壁画,表现了唐朝丝绸之路的兴旺,中间有一对汉女胡男在舞蹈,两边是汉胡乐人分坐伴奏,还有一人在指挥,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丝绸之路对长安文化的影响已深入官宦庭院。而韩休墓的另一幅壁画,竟然是一幅纯粹的山水画,在我们的美术著作里,有的说南北朝时期中国就出现了山水画,有的说到宋代才出现了独立意义上的山水画。但是,唐代韩休墓的这幅山水画,如此完整生动,如此空灵闲适,充满了山水写意精神。我去过一个著名的山水画家的画室,他居然把这幅壁画临摹下来,旁边写了一行字——“中国第一幅山水画”。后来我发现韩休不仅是唐玄宗的宰相,还是韩滉的父亲,韩滉是故宫镇馆之宝《五牛图》的作者,实际上韩滉也是一位宰相,只是因为他的画名太重,把他的官位淹没了。韩滉在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已经16岁了,应该可以独立绘画了。后来我们邀请了美术界的专家教授研究这几幅壁画有没有韩滉的笔意,如果能证明是韩滉所绘,那将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但是得出的结论是大家只看过韩滉的《五牛图》,那是工笔画,没有见过作者其他写意画,很难判定这几幅壁画到底有没有他的笔意。然而,这是一幅纯粹的山水画无疑。所以,我以为这幅壁画肯定是要进入中国美术史册的,一幅完全意义上的山水画是在盛唐时期出现的。有宋一代的范宽是我家乡的圣贤,他把山水画推到了一个新的境地,他最著名的《溪山行旅图》,美院要求学生用一个学期时间来临摹,今天我们可以毫不隐晦地说,他的创作是踩在唐代人的肩膀上迈上高峰的。
这里我想说明,尽管长安画派诞生的时候,还没有发现这些伟大的遗存,但长安画派就是在这样一个有着丰厚美术资源的土壤上发展起来的,琳琅满目的碑林石刻,关中遍布的皇家雕塑,渭河两岸的汉唐壁画,实在是美不胜收,美术家们面对如此灿烂的历史文化,必然会受到熏陶和滋养,必然会促进他们的艺术思维。所以,当我们回顾长安画派发展史的时候,关注一下这里的美术资源,会感觉长安画派的崛起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当年何海霞就说,没有哪个画家没有到陕西来采过风,那里丰厚的文化资源滋养了东方艺术家。长安画派也就是在这样一个丰实肥沃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所以,长安画派的出现既有它的偶然性,也是有它的必然性。
长安画派的形成
长安画派的形成,有两个关键的人物,一个是赵望云,一个是石鲁。两位大师是长安画派的两位旗手。为了深入了解他们的成长经历,我去档案局阅读了赵望云、石鲁和其他一些艺术家的档案。通过研究分析他们的档案,发现了一些非常有意义也有趣的现象,这里我介绍一下在长安画派的形成过程中,几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第一个事件,在1949年7月,新中国在成立之前召开了第一届文学艺术家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上,石鲁和赵望云一定见面了,当时赵望云41岁,石鲁30岁,赵望云是从刚解放的白区来的,石鲁是从延安来的。有关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况,我们现在已无法知道当时的情形,但是我想这次见面决定了长安画派后来的发展,让石鲁认识到了赵望云前期的艺术探索非常珍贵,坚定了他作为一个艺术家要留到西安继续发展的决心。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在石鲁的档案里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记录。他们的档案都很厚,字也非常小。特别是石鲁的字,像绿豆那么大,我拿着放大镜在档案馆看了两天。在石鲁的档案里记载了1950年初,成立了西北文联美术工作者委员会,上级宣布了领导班子的组成,赵望云为委员会的副主任。但石鲁在宣布的会上当场提出了异议,他说我们这是一个专业艺术团体,主任应该由赵望云担任。当时领导一定很尴尬,记入了石鲁当年的档案。而这个记载说明石鲁对赵望云已经有了研究,而且对他的艺术成就非常肯定,否则他不可能在那种严肃的场合出面争议。
第二个事件,是1950年9月,以赵望云、石鲁牵头的西北美术工作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国画研究室,吸收了何海霞、方济众、康师尧、李梓盛四位画家,这几个人后来都成了长安画派的主将。特别是从北京来的何海霞表现出色,将中国画的笔墨与时代性有机融合,为传统画法注入了新鲜活力。赵望云、石鲁、何海霞这三位来自不同方向、有不同笔墨基础的画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生成了崭新的美术风格,也就是说这个研究会为创立长安画派奠定了组织基础。
第三个事件,1961年9月23日到10月8日,西安美协在北京师府园美术馆举办了“西安分会国画研究室习作展”。这个展览,在北京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当时美术界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上刊文,惊呼出现了“长安新画”。后来,张仃先生又称之为“长安画派”。当时这个习作展,一共展出了将近149幅作品,其中李梓盛有10幅,赵望云、何海霞、方济众、康师尧四个人各有20幅,而石鲁则有50幅作品。这一展览确实给中国美术界带来了震撼,有很多艺术家对他们的出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中国美协的年度报告里,在很多美术评论家的论文里多次被提及,从此研究新中国的美术史,长安画派就再也绕不过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真正意义上形成的画派,常常说三足鼎立。一个是金陵画派,一个岭南画派,还有长安画派。但是,我注意到金陵画派和岭南画派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了相当的影响力,而长安画派有别于清末民国的笔墨家们,基本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一个惊艳的艺术现象,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成功实践,可谓高山景行,形成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艺术高峰。
(根据2019年12月11日在人民美术出版社讲座上的录音整理)
《牧马图》 赵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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