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振堂
    小时候，物质、精神皆贫乏。最让我们快乐的事莫过于到打麦场上看电影了。
    电影放映员一来，我们像过节一样高兴，回家搬了小凳子就去抢占有利地形。那时候，电影片子总就那么几部，多是红色电影，所以每次放映的时候，像《地道战》、《地雷战》、《烈火金刚》这样的“打仗片”总是少不了。其实，即使是看“打仗片”，故事的枝枝蔓蔓我们是看不懂的，我们最愿意看的也就是激烈的战斗场面，边看边问：“腰间别着手枪的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蛋？”
    看了《上甘岭》，我忽然变得懂事了。家中有了好吃的好喝的，再也不争着抢着自己独享了，甚至，某些时候家里的饭做少了，我会很懂事地说：“我肚子不饿，你们先吃吧。”母亲很惊讶，怎么也不相信眼前的我就是那个曾经把包着白糖的草纸抠破，一点一点把一大包子白糖偷吃干净的“小老鼠”。《上甘岭》里面的连长，自己干渴得嘴片都裂了血口子，还把两个苹果切成一小片一小片分给了众人。看到这里，我被感动得泪流满面。连长是一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母亲哪里知道，我也想像连长一样，做一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电影带来的影响远不止这些。一次，老师问我们长大了想干什么，小伙伴们一个个把小胸脯挺得老高，雄赳赳气昂昂地回答：“当解放军，保家卫国。”鼻涕虫铁蛋用力一吸，鼻子下方的两条“长虫”不见了，他也这样慷慨激昂地回答。呵呵，当时我们刚刚看了电影《英雄儿女》、《铁道卫士》。
    想当解放军，就应该有一套解放军的“行头”，所以，绿军装，绿军帽，腰间扎着褐色的军用皮带就成了我们当时最炫最酷的时装，并很快风靡全校。就因为栓柱的军帽上有一枚闪闪发光的红色五角星，他整个人就显得更加精神了。这把我们羡慕得要死，纷纷打探五角星的来历。问急了，栓柱才说是一个在上海的亲戚送给他的。我们傻眼了。我敢说，如果这样的五角星不是上海才有，它肯定会像红眼病一样在小伙伴们的头顶传播开来。
    因为有了这颗红五角星的缘故，我们总是围住栓柱讨好他，目的就是把他的五角星别在自己军帽上显摆显摆。那时候，我们常常模仿电影镜头，腰里别着纸叠的手枪，玩打仗的游戏。这时候，栓柱理所当然地扮演“男一号”——解放军，而鼻涕虫铁蛋则铁定是国民党特务、日本鬼子的扮演者——谁让他没有绿军装可穿呢？
    不久前，我回了趟老家，见到了鼻涕虫铁蛋。铁蛋早就不再流鼻涕了，早些年去西藏当了几年兵，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解放军，实现了他儿时的理想。转业后，在家办了一个养猪场，几经风雨，猪场越做越大，现在已经是万头规模，铁蛋在我们当地也成了一位响当当的企业家。
    我没能像铁蛋一样成为光荣的解放军，却成了孩子王。我曾问孩子们长大了想干什么，有孩子说当大款，有孩子说当大官，我很不满，忿忿地说，你们怎么会没人想当大兵呢？孩子们面面相觑，不明白我为什么发火。少顷，我平静下来。是啊，这怪不得孩子们，他们整天看的是《喜羊羊与灰太狼》，不看《南征北战》，不看《万水千山》，他们怎么会理解我对红色电影的情愫，怎么会了解我心中那个永远也解不开的情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