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第一次看戏。以前也许是看过戏的，我曾认真地从记忆深处打捞，有一次把我的手都打捞疼了，还是渺无踪迹。无论对于群体，还是个人；也无论是记忆本身的故障，还是人为的遮蔽，遗忘的，便可视为不存在，这是很无奈的事情。这么一来，我便有堂皇的理由，把自己第一次看戏的时间定为五岁那年春天。
    没有戏台，给打麦场的中间搭一顶帐篷，就是戏台子。不是我们现在常见的那种帐篷，现在常见的帐篷，在我看来是很奢侈的，人住在里面，冬天保暖，隔绝风雪的侵袭，夏天凉爽，把阳光风雨挡在外面。在一个荒芜人烟的旷野拥有这么一顶帐篷，一直是我久远不灭的梦想。四根杂木橡子四角竖起来，用破旧的麻绳链住橡头，把几页破旧的芦席搭上去，这就是帐篷了，这就是戏台了。阳光射进来，帐篷里一半有阴凉，一半阳光灿烂，我在最前面抢了一个屁股大的地盘。那时候，我的屁股很小，观众都席地而坐。好长时间没下雨，黄土地龟裂开了，满地都是半寸厚的浮土。浮土很细，白面一样细，屁股坐上去，温腾腾的，抓在手里，温腾腾的，一手心都是抚摸乳房时的那种温馨。偶尔有人站起来，便会带起大团的土雾，许多人都会被笼罩得面目模糊，当即，嘴里的呸呸声，呵讨声，咒骂声，便盖过了戏台上唱戏的声音。戏台上那个钉鞋的人是我表叔。他是一个赤脚医生，给我打过针，他打得我屁股蛋子很疼。我很怕他，也很反感他。他就在我的当面，离我最多一步远。他脸上涂满了油彩。他蹲在帐篷边，那里阳光灿烂，他脸上的油彩消融了，与汗水搅和在一起，像谁把一颗熟透的西瓜砸在了脸上。他一只手拿了一根半尺长的木头橛，在地上梆梆乱敲。他身后是李奶奶和李铁梅。李奶奶是村二虎他大姐，李铁梅是二虎他小姐。二虎他小姐拖腔叫道：奶奶——“二虎他大姐居然也拖着长腔答应了。我急了，我说错了，叫大姐哩。我的叫声可能比较急切，传来一片哄笑声。钉鞋的表叔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攥紧手里的木头橛，作势要敲我的脑袋。
    从那一天开始，我就认定大人是不讲理的，明明叫错了嘛，人怎么可以把自己的亲姐叫奶奶呢。我在木头橛的当面威胁下，没有做任何争辩。后来，在漫长的岁月中，我遇到不讲理的人，一般都保持高度的沉默。李玉和出来了，他是我表哥，他挂在身上的铁链子是我家拴狗用的，手中的红灯是我家的马灯。我喜欢表哥，虽然，他脸上涂满油彩，身上挂着拴狗链，我还是喜欢他。
    过了几天，我去农田工地玩。表哥脸上的油彩没了，身上的铁链没了，手中的红灯没了。他肩挑一副很大的柳条筐，筐里装满土粪，扁担咯咯吱吱，粪筐忽忽悠悠，他喘着粗气，嘴里还咿咿呀呀。据说，马上还要演出的。二虎他大姐和他小姐都在工地上，二虎他小姐把二虎他大姐叫姐，我心里有些忿忿然，我明明是对的嘛。我更反感表叔了，更对那些嘲笑我的大人不满了。二虎他小姐叫姐时，声音比叫奶奶好叫多了：姐——平声出去，中间拐一个溜溜的弯儿，再平声结束。表叔不再当医生，他被县剧团抽去专门演戏。我反感的人从我眼前消失了。几年后，他又回来了，赤脚医生已有别人当了。他和表哥，和二虎他大姐小姐差不多每天都在一块农田里劳动。下了戏台，抹去脸上油彩后，他们的脸和大家一样，都是汗水和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