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微熹的太阳刚从木格窗里透过一丝光亮，早起的父亲就亮开嗓子把我从被窝里喊了起来，父亲是要我帮他贴年画。
    我记忆里小的时候，家里似乎很穷，灰白的土墙上年画总是很少，稀稀拉拉就是那么几张，中堂是毛主席画像，中堂两侧无非是几张花鸟虫鱼的画。但对于我们家庭来说，贴年画仍然为一件重大的事。父亲贴得很讲究，先揭去陈年的旧画，再用干布把墙上的灰尘擦拭干净，接着沿着用砖头角做成的重锤，在墙上画出一条竖直的线，然后在墙上涂上糨糊后才贴上年画。
    年画贴好后，父亲又拭去两面墙上的灰尘，把我们的奖状郑重地贴在墙上。我说，把旧的奖状也揭去吧！太旧了，不好看。父亲笑着摸着我的头说，奖状怎么能揭去呢！我要看看你们姊妹五个的奖状，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两面墙贴得满满的。父亲的声音干脆响亮不容置疑，还扭过脸去痴痴地盯着墙看。两面墙上花花绿绿贴着不少奖状，有三个姐姐在生产队里得的先进工作者奖状，有大哥在学校里得了三好生奖状，还有我的奖状。
    这些花花绿绿的奖状仿佛都是父亲的骄傲，新年里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陌生人到我们家，父亲都会自豪地把话题引向满墙的奖状，不厌其烦地向他们介绍叙述，家里的煤油灯一直亮到村里停止狗叫，烧火做饭的时候我们手中还捧着的书本。说到高兴处，父亲甚至还从我们的书包里翻出考试卷……好像每一张奖状里都藏着无数个动人的故事。父亲陶醉于他们的惊讶和感叹，每次讲完之后似乎还意犹未尽，仿佛还遗漏了许多精彩的细节。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迷上了小说，成绩开始下滑，第一学期意外地没有拿到奖状。当我背着书包空着手回家时，父亲非常震怒，破天荒搧了我一记耳光，在我的脸上深深地印上五个清晰的指印，还咆哮着对我怒吼，仿佛对着的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一个好吃懒做的惯偷。那天我被罚跪在院子里，喝了半天的西北风，后来母亲求情父亲才让我站起来。那年春节，墙上那块留给我贴奖状的地方，在哥哥姐姐通红的奖状中间寂寞地空着，裸露着灰白的土坯，像一个空洞无神的眼睛漠然地注视着我，随时都有可能狠狠地剜我一眼。
    那年春节父亲一直没有高兴起来，始终阴沉着脸，没有像往年那样兴趣盎然地给拜年的客人介绍奖状。我真的不懂，一张薄薄的奖状究竟有什么好，但是慑于父亲的威严，春节一过我就重新拾起书本，认真温习功课。
    新年将至，我也思忖着刚上学的儿子期末能否拿到奖状时，忽然想起父亲当年对我的情形，不禁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原来奖状才是父亲最好的年画——里面包裹着父亲一个最朴素最简单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