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声
广播匣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政府号召村村通喇叭。于是一个个小村庄都由一根根银线连接着村头，巷道 （甚或家庭）安装着的广播匣子。广播匣子也称舌簧喇叭，声音不是很宏亮，却能听得清晰。县城里的广播站早中晚定时播音三次，新闻、故事、歌曲、戏曲、天气预报声声不断，于是听广播成了乡村老百姓的必修课。特别是逢了播戏剧，广播匣子底下拥满了男女老少。他们眯起双眼，竖耳静听，以图充实寂寥的乡村生活。特别是那些懂戏文的老戏迷摇头晃脑跟着广播匣子哼唱，惹得听众投来一道道责备的目光，但他们依然我行我素。
    “文化大革命”那阵，广播匣子里天天都播 “最高指示”，比如 “抓革命促生产”、 “要斗私批修”、“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等。特别是逢了那天播毛主席的 “最新指示”，乡村里锣鼓喧天，欢呼雀跃，甚或连夜晚打着灯笼火把，彻夜游行庆祝。 “批林批孔”时节，广播匣子里说，林彪效仿孔老二，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行反革命之实。乡村里没文化的老大爷和老太婆听了后说，林彪是秃头还笑话孔老二，那么大的高官该不愁缺钱咋还偷人家马列的外衣，真不知道羞耻！这虽是流传在民间的一则政治笑话，却反映了那时的真实情况。
    如今，乡村的广播匣子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然而作为历史的见证，广播匣子无疑是一个活标本。
交公粮
    公粮也称 “皇粮”。在乡村人眼里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点都马虎不得。
    我所记忆中的交公粮是在大集体年代，那时我大概十三四岁，中学毕业后回家务农，当了小社员，跟长辈一起起早贪黑做农活。交公粮是生产队的头等大事，每年秋麦两季庄稼收获后，晒干扬净，拣最好的粮食车拉人挑按时交到粮站。粮站修有偌大的仓库，将农民交来的粮食储在里面。然而，交公粮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粮站的工作人员要认真验粮，防止不够等级或者未晒干的粮食入库。我曾遇到过一次交公粮验不上的事儿。大概是秋季一个金风送爽的日子，我和生产队一行人拉了四架子车稻谷，前往县城粮站交公粮。县城距我们村20多里路，我们一早出发，上午十点多到了粮站，粮站院子里早已是人山人海，人们排了长蛇阵等待交粮。好不容易轮到验我们的公粮了，验粮员在每个麻袋里抓了一把稻谷，用手刨刨，然后捏了几粒放在嘴里咬咬，最后说这些稻谷湿度太大了，得再晒一晒。我们好说歹说，他们就是不收。无奈，我们就地在粮站的水泥院子里将稻谷摊开晾晒。快晌午了，我们一个个肚子饿得咕咕叫，身上却没有带盘缠。此时，同伴中几位年长的在一搭商量，将公粮舀几十斤在外面换些大米做饭填肚子，但同伙中也有持反对态度的，说公粮是有数的，少了斤两咋给生产队交待。那几位出主意的却说怕啥，就说稻谷湿晒赊了，于是用戳瓢揽了半袋稻谷在外边换了十数斤大米，找了一居民家，做了半锅大米干饭，让我们美美饱餐了一顿。
    这件已经过去了数十年的陈年旧事，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之中，特别是“偷”生产队的公粮让我也背了一辈子贼皮。虽然至今未被人知道，但几十年来一想到这件不光彩的事心里就有点恐慌，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做贼心虚”的道理吧。我想。
打电话
    早年间 “电灯电话楼上楼下”那可是社会主义的象征。特别是电话稀少而神秘，是寻常百姓可望不可及的，莫要说家庭没有，即就是生产队也拉不起。公社里倒有，但就那一部旧式土得掉渣的黑不溜秋的手摇电话，宝贝疙瘩似地牢牢掌握在文书手里，外人不得使用。于是，乡村人打电话须得跑十数八里或更远的路程到镇子里或城里邮电局去。常见话务员在机房戴了耳机，手忙脚乱地操作并大声呼叫，忙得满头大汗，有时好不容易接通了，却遇上广播时间，于是又得搁置。因为广播和电话同用一条线路，广播占线就打不成电话了。害得打电话者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在邮电局院子里转着圈子耐心苦等，等广播结束了重新呼叫接电人。
    世事更新，科技发达，谁也想不到电讯事业的发展这么突飞猛进。而今程控电话和手机进了千家万户寻常百姓家，打电话足不出户，昔日打电话苦不堪言的艰难场面早已成为历史，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