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并非佛教徒，但他与佛教却有着极不平常的渊源。他是长子身材矮小、体弱多病。父母怕他养不大，便按照民间的习俗，把他抱到家附近的长庆寺，寄名于住持和尚龙祖法师。龙祖法师为他取法名长庚，并赠送银八卦一个，上面镌刻“三宝弟子法号长庚”8字。从此，鲁迅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入了寿镜吾先生的三味书屋以后，他还常常在课余出入长庆寺院，看望龙祖师父。事隔几十年之后，鲁迅还撰写了这段生活的回忆散文《我的第一个师父》，热情褒扬龙祖师父及其弟子的叛逆精神，鼓励人们冲破精神上的枷锁，与世俗社会抗争。此文后来收入散文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鲁迅嗜书如命，一生读书无数。辛亥革命后，他对佛教书籍产生浓厚兴趣。他集中阅读了《瑜伽师地论》、《翻译名义集》、《肇论略注》、《大唐西域记》、《玄奘法师传》、《高僧传》等佛教方面的书籍。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民国以来，鲁迅开始看佛书，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
    为买佛教方面的书籍，鲁迅花去了大部分薪水。据1914年的日记载，在这一年的购书中，有一半以上是佛教书籍，计有近百种。4月19日，他买了《华严经》等35册，平时一次购买10册、20册更是常事。在庆贺母亲鲁老太太60寿诞时，他还施资金陵刻经处刻印佛教文学作品《百喻经》。书的末页有这样的附记：“会稽周树人施资六十元敬刻此经，连圈计字二万一千零八十一个，印送功德书一百本，余资拨刻 《地藏十轮经》。”
    为广收佛教典籍，鲁迅还与许寿裳约定：“我们两人买经不必重复。”对一些难于搜求却讹误较多的佛教书籍，鲁迅就亲手抄录和校勘。如1916年3月3日日记载：“夜写《法显传》起。”3月16日日记载：“夜写《法显传》讫，都一万二千九百余字，十三日毕。”他不仅认真校订了《百喻经》，还写下眉批70余处。
    鲁迅一生崇信科学。他倾注精力于佛教，搜集、购买、阅读、研究佛教书籍，他是把佛教书籍当作哲学著作来读，希望从中发现、汲取富有哲理的部分，为他的社会改革理想服务。鲁迅竭力赞助王品清校点佛经《百喻经》，并为之取名《痴华鬘》，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又为之作序。在序中，他说：“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又说：“除去教诫，独留寓言。”他对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普度众生的思想和做法颇为赞赏，称他为“大哲”。
    鲁迅用13个夜晚的时间挑灯抄录1万余言的《法显传》，是因法显为求取真经，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渡流沙，越葱岭”、“涉重洋”、“泛渺海”，其历尽千难万险，吃尽千辛万苦的事迹和精神实在感人至深、可敬可叹。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高度评价了法显的献身精神，称他是 “舍身求法的人”，是具有自信力的真正的“中国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