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建议一位经常对中国文学指手画脚的德国汉学家，去读读刘醒龙的 《圣天门口》，但那个汉学家嫌一百万字的小说“太长了”。而刘醒龙则说：“我女儿9岁时就逐字读了同样是一百万字的法国小说《基督山伯爵》。”
    10日，刘醒龙向记者讲述，他在突尼斯的一场演讲中委婉地批评了西方在文学上的 “闭关自守”。4月27日，作为应突尼斯邀请并受中国作协委派的唯一作家代表，武汉作家刘醒龙在突尼斯国际书展演讲 《文学是生命的终极权利》。
    演讲中，刘醒龙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春天，刘醒龙在巴黎对一位法国出版商说：“因为我有固定住所的时间不长，个人藏书不多，即使如此，我所拥有法国作家作品的中文译本，也要数倍于全法国翻译出版的中国作家的作品。”那位法国出版商说，这很重要吗？刘醒龙说，重要和不重要，你自己去判断，至少被中国人戴了几百年的闭关自守的旧帽子，应当戴在你们欧洲人头上。
    刘醒龙在演讲中说：“一个不能容纳外来文化的国家，也成不了强盛的国家。一个不善于借鉴外来审美方法的民族，也不可能拥有自己的伟大作家。”他向听众们介绍，中国有源远流长的文学经验，百代风雅颂，千年赋比兴，古老的《诗经》，收录有距今三千年的诗歌作品，一直以来都是文学家们必读的神圣之书，但中国现当代文学从未在传统的博大精深中自给自足。莎士比亚的戏剧，托尔斯泰的小说，波特莱尔的诗——中国人对外来文学作品的由衷欣赏，中国作家对他国作家作品的跟踪研究，中国出版界对世界文学精华全面及时的翻译出版，是世界各国中所罕见的。一百年前，一位叫林纾的中国作家，在连半个英文字母都不懂的情形下，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即《茶花女》)，并在一夜之间风靡全中国。
    “在中国，每一家书店，都能见到外国文学作品的译本；每一个家庭书柜，都藏有外国作家的著作；每一个读书人，都有少则几种，多则几十种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史。正因为有如此基础，才会有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中国文学界的欧美现代文学狂飙。”现场听众及突尼斯作家，用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对刘醒龙精彩演讲的赞赏。
（胡孙华王倩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