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反腐风暴持续，一系列连锁反应接踵而来。华商报记者梳理发现，去年A股488家医药生物企业的销售费用合计超过3400亿元。有观点认为，“与其他行业相比，医药行业公司商业贿赂风险整体较高”。

　　医药销售费用率领跑A股各行业

　　交易所提示“医药行业公司商业贿赂风险”

　　2022年，A股有5081家公司公布销售费用，共1.89万亿元。而这5000多家公司营收总和61.69万亿元，销售费用率（销售费用占营收比重）3.06%，看起来并不突出。

　　然而，聚焦医药行业，该项支出明显增多。

　　按申万行业分类，488家医药生物公司，2022年销售费用合计3414.74亿元，营收总和为2.48万亿元，销售费用率约13.77%，相当于全市场平均水平4.5倍，也远远高于其他行业。

　　万联证券西安营业部投顾屈放认为，我国医药企业销售费用高企，主要原因有：一是药企行业集中度不高，市场竞争较强。目前，我国前十大仿制药企市场占有率仅10%，与西方平均4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相比，竞争更加激烈。二是我国药企以仿制药居多，依靠仿制药很难占领市场，不得不依赖营销，销售费用高企。三是集采制度出台前，欠缺有效监督，容易滋生腐败。

　　华商报记者注意到，深交所曾发出的一份《关于深市医药公司商业贿赂相关问题监管工作情况的报告》提到：“2017年至2022年上半年，深市医药行业的三个销售费用指标均明显高于深市平均水平。近五年，医药公司宣传推广费用占销售费用比重均在50%以上，深市公司平均水平约为26%。与其他行业相比，医药行业公司商业贿赂风险整体较高。”

　　当然，销售费用与商业贿赂不能划等号，但由于医药推广中存在部分“灰色”支出入账销售费用，这背后的资金路径自然引人关注。

　　资深财税专家、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企业导师仝铁汉在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时分析，一般企业销售费用中主要包括正常业务支出的营销人员薪酬、餐旅费、广告宣传费、营销策划费、售后服务费等，具有真实性、合理性。但由于一些特殊原因，部分企业采取不当的手段“靠钱铺路”来维护销售链、利益链而产生资金需求，就可能通过假借费用、通过向第三方商务推广公司不合理支付“推广”“咨询”“服务”等内容费用，达到虚增销售费用、套取资金目的，用于其他隐蔽支出，这就为商业贿赂提供了资金来源。

　　10家药企销售费用超50亿

　　多用于市场、学术推广开支

　　除了可能关联隐蔽支出，过高销售费用或侵蚀企业利润。

　　2022年，A股488家医药生物企业总计实现营收2.48万亿元，总计实现净利润2007.35亿元，整体净利润率8.09%。就销售费用而言，上海医药、复星医药、步长制药、恒瑞医药、华东医药、百济神州、白云山、国药一致、大参林和华润三九等10家企业超过50亿元。

　　这10家药企合计销售费用719.99亿元，约占全行业21.08%。换句话说，上市药企中2%的公司就花掉了全行业超过20%的销售费用。但同时，这10家公司合计营收5429.99亿元，合计净利润95.19亿元，净利润率约为1.75%，不及医药生物行业平均水平。

　　全行业销售费用支出最多是上海医药，2022年达142.79亿元。但要注意的是，上海医药业务板块包括医药商业、医药工业两部分，大部分收入由贸易业务贡献。

　　其次是复星医药，去年制药业务收入占比约70%。具体来看，91.71亿元销售费用里，有59.22%用于市场费用，31.68%来自人力成本，其他差旅费、办公费、折旧及摊销等占比较小。

　　步长制药以74.84亿元排第三，并绝大部分投向市场、学术推广等。2022年，步长制药市场、学术推广费及咨询费71.23亿元，占销售费用总额的95.17%。

　　去年销售费用超70亿元的还有恒瑞医药，学术推广、创新药专业化平台建设等市场费用、职工薪酬与福利是其销售费用支出最大两项，分别占比51.83%、39.37%。

　　复星医药、恒瑞医药、步长制药等为化药、中药领域龙头企业，平均每天要花掉超过2000万元用于销售。而从销售费用构成看，市场、学术推广等是开支大头。

　　在医学界，学术推广、学术会议有其存在的必要。不同于其他商品，药械技术含量较高，关系到人的生命健康，药企、医疗机构需要通过学术交流、研讨来观察临床情况。

　　某大型药企负责人表示，学术推广不应被过度“污名化”，许多会议的确属于学术推广范畴，但因为承办方是有选择性的，这就可能牵扯到利益输送。由医药企业出资赞助的学术会议是正常学术交流还是暗藏“灰色地带”，如何把握合规边界这是业内所关注的。

　　A股医药公司哪些“重销售”？

　　亚虹医药等3家药企销售费用比营收还高

　　相比销售费用的绝对投入，销售费用率更能反映出“重销售”问题。

　　A股医药行业销售费用率前十名公司里，亚虹医药-U、迈威生物-U和盟科药业-U（股票简称后带“U”意味着尚未盈利）代表着相当一批还没能产生利润的公司，同样要负担不菲的销售费用，导致自身销售费用率突破100%，收入还抵不上销售费用开支。

　　“泌尿生殖肿瘤第一股”亚虹医药，尚未进入商业化生产，2022年营收仅2.61万元，因搭建、扩充商业化团队，当年销售费用达1458.59万元，销售费用率达55894.61%。

　　同为创新药企业的迈威生物、盟科药业，均有产品商业化不久，销售费用随之快速增加。其中，迈威生物2022年销售费用同比增长269.76%，盟科药业同比增长24.62%。

　　广誉远、未名医药、灵康药业的销售费用率均超过80%。

　　广誉远是山西老字号中药企业，主导产品有龟龄集、定坤丹和安宫牛黄丸等。2022年，广誉远营收9.95亿元，销售费用为8.54亿元，占比接近86%。这意味着广誉远每创造100元收入中85元多要用于营销。其中，市场推广费高达6.84亿元，占销售费用的80.13%。

　　未名医药总部在山东淄博，主要收入来源于天津未名生产的干扰素产品、厦门未名生产的鼠神经生长因子产品等。2022年营收3.57亿元，用于销售的费用2.92亿元，其中，市场开发与学术推广花费高达2.52亿元，占销售费用的86%。

　　灵康药业主导产品涵盖肠外营养药、抗感染药和消化系统药等领域。2022年营收2.89亿元，用于销售的费用2.37亿元。其中，市场营销服务费达2.29亿元，占销售费用的96.84%。

　　仝铁汉指出，销售费用率据实发生即为合理。不过，一旦过高也可能带来这些不利影响：首先会降低企业利润和利润率；其次会推高产品出厂价格，导致产品价格上涨，这可能也会影响产品销售；再者会增加企业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降低企业市场竞争力。

　　“如果销售费用里面隐藏着不正当的利益输送、利润转移等现象，甚至可能造成涉嫌商业贿赂、国家税款流失等违法行为。”仝铁汉表示。

　　陕西医药上市企业销售费用率平均29.19%

　　盘龙药业、金花股份销售费用超过3亿

　　A股488家医药生物公司，有5家注册地在陕西。那么，陕西医药上市企业销售投入情况如何？

　　2022年，金花股份、盘龙药业销售费用均超过3亿元，康惠制药也在1亿元以上，康拓医疗销售费用为4750.87万元，国际医学为2726.18万元。

　　华商报记者注意到，对比营业收入来看，国际医学的销售费用率最低，仅1%，这与国际医学的业务模式有关，其主要经营西安高新医院、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等大型综合性医疗机构，并非药械企业。具体看，国际医学2700多万元销售费用里，广告费及宣传费、服务费是支出最大两项。

　　金花股份销售费用率59.82%，为陕西医药上市企业里最高。金花股份主导产品包括金天格胶囊、转移因子系列产品、小儿止咳糖浆及开塞露、诺氟沙星胶囊、甲芬那酸胶囊等普药品种。进一步看，金花股份销售费用中，52.35%来自市场推广服务。

　　销售费用投入最多则是盘龙药业，2022年为3.63亿元，销售费用率约37.23%。盘龙药业销售主要采取专业化学术推广、经销管理两种模式。就明细来看，市场推广费是其销售费用中绝对大头，2022年占比约89.19%。

　　华商报记者注意到，整体来看，陕西医药上市企业销售费用率平均29.19%，高于全行业约13.77%费用率水平。但受限于自身经营规模，销售费用投入金额在A股市场不算突出。

　　医药反腐“短期阵痛，长期看好”

　　能否扭转药企“重销售、轻研发”现状？

　　药企要赢得未来，必须有更多、更符合临床需求的创新药品，同时也要以更有效率、更低成本推广到临床一线。这两部分数据在财报中就体现为研发费用和销售费用。

　　然而，国内医药行业长期被诟病的是“重销售、轻研发”，2022年A股医药生物行业研发费用率只有4.71%，大约是销售费用率的1/3。

　　作为横向对比，强生、百时美施贵宝、辉瑞、默沙东、阿斯利康多家大型跨国药企在2022年销售费用处于高位。但是，这些药企的研发费用占营收的比重远远高于国内药企，默沙东在2021年的研发费用甚至超过了营销费用，这在全球来说都极为罕见。

　　对此，屈放表示，西方市场较早实现药企与医院分离，医药竞争市场化、公开化，因此导致大型药企的营销费用较高，但销售费用率多控制在30%以内，而且在研发上存在持续及高额投入，因此能够形成研发与销售并举的业务闭环。

　　屈放认为，伴随集采的深入，采取综合措施切断医院和医务人员与药品间的利益链，以及医药反腐开展，未来国内医药行业经营将逐渐回归正途，企业将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放在创新药品的研发上。但需要注意的是，未来医药企业与医院的合作还需要第三方及社会监督，这才能为医药市场长期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对于此轮医药反腐，社会以及业界整体倾向“短期阵痛，长期看好”。此前，中山大学有机天然药物博士姜广策评论称，“中国的药品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临床获益不明显的药品及大量低水平重复产品，这类产品既扰乱了市场又挤占了宝贵的医保和医疗资源。没有几个医生愿意自己的孩子学医了，希望这次整顿能带来一些制度上的改革。” 华商报记者 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