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老，下有小，过去常用来形容中年人的生活困境。在当前的乡村养老格局中，把这句话用来形容低龄老人面临的问题，也很贴切。不少60岁至70岁出头的老人，上有八九十岁的父母要赡养，下有留守在家的孙辈要抚养，有的还要攒下钱，为儿女进城买房提供支持。

　　处于“夹缝”状态的“老二代”群体，他们面临的难题折射出当前乡村养老面临的局面：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经弱化，新的养老模式尚未建立健全，政府、市场、村庄、家庭各自发力，但所提供的养老服务偏碎片化，乡村养老机制的完善面临多重挑战。

　　既要养老，又要帮助儿女养家

　　湖南省岳阳县荣家湾镇牛皋村地处洞庭湖畔，已近花甲的村民赵三来是村里有名的孝子，86岁的老父亲、83岁的老母亲，每年有一半时间跟他住在一起。

　　“我家里有四兄弟，按月轮流照顾爸妈。大哥一家在广东打工，他的那份孝心由我和老婆来尽，当然，那个月的费用还是大哥出。”赵三来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两位老人年事已高，每人每年会去县里、镇里住两三次医院。他说：“现在国家政策好，医保可以报销不少费用，每次自费大概两三千元，钱不紧张，紧张的是要有人陪同照料。”

　　需要赵三来夫妇照料的，还有一对孙子孙女。儿子和儿媳在四川打工，孙子孙女留在家乡读书。“儿子儿媳想趁年轻多赚点钱，两个孩子从断奶开始，就由我跟老婆带着。”赵三来夫妇早已习惯“上有老，下有孙”的生活。

　　赵三来夫妇自身文化水平不高，不能辅导作业，于是花了3000元把小孙子送去课后托管，做完作业再回来。这个选择固定了赵三来的活动半径，他说：“我每天晚上八点半去接小孩，所以每天打工也只能就近。”

　　妻子负责照料一家人的饮食起居，赵三来种了1.5亩水稻，闲暇时就近打零工，大多是去建筑工地。这位朴实的农民打趣道，虽然快到“退休年龄”，但他每年还能赚到一些钱，“孙子孙女的学杂费和生活费，儿子会寄回来，但肯定不够，我每年会贴一万多元。”

　　他对儿子的资助不限于此。儿子儿媳跟他商量过，为了让小孩有更好的学习条件，以后想去县城或岳阳市买房。赵三来没有考虑给自己留养老钱，“到时候我如果存了钱，肯定全部拿出来资助他们，不够的话，还要帮他们去借。”

　　牛皋村党支部副书记欧海洪告诉记者，村里的青壮年基本都外出务工或做生意，其中64户有两代老人，情况与赵三来家差不多。

　　据岳阳县民政局副局长陈细水介绍，全县72.44万人，60岁以上的人口约13.7万，占比18.92%，其中80岁以上有2.1万人。他说：“类似家庭在全县农村比较常见，以后只增不少。”

　　在采访过程中，一些与赵三来情况类似的老人，戏称自己是“老二代”——自己是老人，上面还有老父老母。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雷望红常年关注乡村老人群体，她在调研中发现，“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高龄老人群体数量明显增加，处于中间阶段的低龄老人，既要养老，又要帮助儿女养家，压力不小。”

　　“老二代”折射乡村养老四种变化

　　“低龄老人所面临的问题，折射了我国乡村养老格局的多种变化，既有成效，也有隐忧。”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何倩倩认为，对此要辩证看待。

　　首先是乡村的老龄化加剧。今年5月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老龄化水平城乡差异明显。从全国看，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6.61个百分点。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造成这种城乡差异，除经济社会原因外，与人口流动也有密切关系，大量农村青壮年进城就业甚至定居，加剧了农村老龄化程度。

　　其次是村庄的空心化加剧。记者采访发现，这种情况在中西部地区、偏远农村地区比较典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意味着部分村庄的空心化进一步加深，进城人口越来越多，意味着农村青壮年人口的流失。

　　何倩倩认为，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村庄空心化导致村庄内部社会支撑系统逐步被消解，内部结构越来越松散，“熟人社会”下的互助养老、人情往来支持、养老纠纷的调解、对不孝顺的舆论责备等机制都受到挑战。记者在湖南岳阳采访时，部分留守老人反映，儿子在外打工，多年不回家，也不给基本的生活费，不尽赡养义务。“他反正不回村里，也不怕别人说他。”一位老人说。

　　三是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面临挑战。雷望红在中部多地调研时发现，一些老人生重病后，选择不去治疗，去世后被发现其实有一定数额的存款。雷望红告诉记者，这种选择背后有两种考虑，一方面是子辈要进城买房，孙辈要进城就学，家庭资源有限，要么投向城市，要么投向乡村。留守老人还考虑到治病费用可能极大，加上一旦失去自理能力，也缺乏照顾和尊严，因此选择了把资金留给子孙。岳阳县民政局救助股负责人陈再兴近年来接待了很多想申请低保的老人，“家庭条件其实还可以，有子女赡养，但是子女在城市买房后，每个月要还数千元贷款，家庭压力很大。”

　　四是养老保障体系的持续完善。“低龄老人既能赡养高龄老人，还能帮助子辈、孙辈，背后是党委政府持续强化和完善养老保障能力和体系，给予了一定支撑。”何倩倩认为，近年来，从农村养老保险到高龄补贴等等，相关养老资源不断下沉，危房改造、安全饮水建设、农村电网改造升级、集体经济分红等等，对乡村老人的生活质量改善很有意义。

　　记者在湖南多地农村了解到，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有103元农村养老保险金;分散供养的五保老人，财政每月补贴501元/人，集中供养的五保老人，财政每月补贴748元/人;符合相关条件的残疾老人，每月享有“两项补贴”为140元/人;如果纳入低保，则按不同类别每月有数百元不等的低保金。

　　何倩倩说：“还有一点不能忽视，自精准扶贫以来，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乡村信息建设加快，老人群体的相关信息，例如人口数量、年龄结构、身体健康状况、住房危险情况、安全饮水问题等，基层政府以前并不完全掌握，如今都建档归类，逐步纳入政府视野中，作为防贫的风险点，逐步得到消除。”

　　传统养老模式在弱化，新模式未建立

　　如何为“老二代”减轻负担?中部某县一位民政局局长告诉记者，相对于日益加剧的老龄化问题，政府对乡村养老的支持仍然不够。他以乡镇一级养老院为例，按当地政策，乡镇一级养老院的运营费用由乡镇承担，人头经费、水电费、生活物资费用、维修费等等，每年一般都要40万元左右。很多乡镇难以落实这笔费用，养老院院长只能长期到各级各单位“化缘”，养老院只能提供保底水平的服务。

　　何倩倩此前在中部某县调研时也发现，当地前些年建设了23个公办养老中心，她调查了其中18个，发现真正运转的是6个，其中5个改制成民营机构，只有1个是政府继续经营。“核心是经费问题，建设是一大笔资金，后期运行投入更大，管理维护的安全责任也大，有的就慢慢停了。”

　　近年来，也有一些社会资本进入乡村养老市场。上述民政局局长告诉记者，相关情况也是泥沙俱下，有的步子走得太快，投入大、收费高，不适应乡村消费水平，大量床位长期闲置，难以运营下去。有的浑水摸鱼，甚至出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养老变成“坑老”。

　　有的地方考虑到尽量不让老人脱离“熟人社会”，由村委会组织，借助村部等场所，创办农村幸福院、日间照料中心，配备1名专职服务人员及数名兼职服务人员，为留守老人提供日间休息、休闲娱乐等服务。

　　“前些年轰轰烈烈搞过，刚建的时候，每个村给3万元经费，但现在很多办不下去了，主要原因是政府大包大揽的模式，一旦没有专项经费后，就偃旗息鼓了。”一位民政干部说。

　　“综合来看，政府、市场、村庄、家庭，四方所提供的养老服务基本是碎片化供给，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在弱化，新的养老模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乡村养老出现薄弱地带，甚至出现风险点，尤其对有两代老人的家庭带来较大压力。”何倩倩认为。

　　要推动乡村养老模式尽快建立健全，除了业界呼吁多年的政府加大支持、社会资本积极进入、敦促子女尽责外，受访的多位业内人士认为要做好三个衔接。

　　一是文化上的衔接。湖南省社会福利与养老产业协会副秘书长龙攀表示，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有的家庭认为只有无子嗣的、子女不孝的老人才去养老院。何倩倩在调研中，遇到过有的老人被子女送到养老院后，不惜以绝食、绝药来表达反对，“随着老龄化程度继续加深，机构养老将成为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必须帮助人们尽快转变观念。”

　　二是规则上的衔接。欧海洪告诉记者，在过去的乡村社会里，子女不赡养父母会受到舆论指责。何倩倩说，村庄空心化加剧，传统办法和规则日渐失效，除了完善相关法律，外部的养老力量也需要在内生规则上与乡村社会相衔接，重新确立一套适应时代变化的规则，这离不开党委政府的支持和引导。

　　三是资源上的衔接。何倩倩表示，现阶段的乡村养老正在经历转型，既不能完全脱离家庭，也不能彻底地靠政府和市场。在养老资源方面，需要厘清家庭、市场和政府的责任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