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职工眼中“挺称职”的工会主席，在没走应有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就被企业行政领导免了职，理由是“年度干部民主测评情况距达标线差了0.815分”。
　　另一个工会主席，面对企业行政领导强行要求职工集资的决定，主动开展协商，表达工会的主张和建议，但“公司行政领导对工会建言献策没有兴趣，仍是原来的态度”。
　　从这两则新闻中，我们看到的工会维权，依然难以摆脱“尴尬”二字。
　　在我国，自市场化劳动关系形成并逐步占了主导地位以来，工会维权就一直与“尴尬”做伴。因为作为劳动关系矛盾的产物，工会在劳资双方对立的情况下，必须维护工人的利益。可现行体制下工会在人事和经济上对所在企业的严重依附，又决定了工会很难完全超越自身利害关系而全力维护工人利益，以致出现工会不维权被指“不作为”，有了“作为”却往往陷入困境的尴尬。
　　上述两个事件，却引发人们对工会维权悖论作更多的思考。细加分析可以看到，工会维权难固然有体制上的因素，但在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特别是修订后《工会法》对工会组织的权利及权益保障作出如此明确的制度设计的情况下，工会依然难以在维权上放开手脚，执法环境恐怕难咎其责。
　　在王玉珊被免去工会主席一职的事件中，无论是榆林市邮政局的领导，还是其上级陕西省邮政局的领导，谈及免职理由时振振有词，对于其行为已经违反了《工会法》毫无意识；而在河南中迈涧发电力有限公司个别领导眼中，只要在我的一亩三分地里，就是我说了算，工会与其协商自然白搭。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社会各界都能不折不扣地依法行事，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游戏规则。试想一下，如果工会组织认真地在游戏规则下行事，切实履行法定职责，而企业领导却超越游戏规则之外，甚至随意地破坏游戏规则，根本不履行法定义务甚至公然违法，再加上一些负有执法责任的公务员出于利益驱动而将责任虚置，工会维权怎能摆脱被动？！
　　可见，要使工会走出维权尴尬，尽快使执法环境跟上实现立法目标的要求十分关键。这绝非工会作出努力就能做到的，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乔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