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报》日前刊登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侯若石的文章说，目前，中国城市最贫穷的人与最富有的人的财富差距不断拉大。在一些国有企业集中的地方，这个现象更突出。而这一切是在制度创新的旗帜下进行的，其理论基础是新制度经济学家描述的现代企业制度理论。
　　文章说，事实说明，一些经济学家把产权变更和股权赠与说成制度创新是荒谬的。例如，在一些地方，经理人收购(MBO)成为产权变更的主要方式。且不说经理人借此侵占国有企业资产是否合理和合法，从生产组织方式变化的历史看，这是历史的倒退。有些国有企业为总经理一个人所有，企业实际上成为家族企业；有些国有企业为几个经理人所有，企业成为合伙企业。在企业发展历史上，这两种企业制度是最原始的企业制度。其次，不同的公司治理体系应采用不同的治理方式。例如，股权赠与被广泛应用在英美体系。在不实行这个体系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股权赠与比重不大，甚至为零。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国有资产所有者成为大股东，这与以大股东为主的德日体系更相近。在这个体系中，大股东有能力直接监督经理人，股权赠与的必要性大大减弱。况且在英美体系中，减少和控制股权赠与正在成为公司治理革新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反而放大它的作用，也是历史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