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秦雁

杜虎符。

杜虎符原为两半相合而成，现仅存左半。铜质、虎形，虎作昂首行走状。虎符背面有长弧形状的凹槽及凸起的三角状牝榫，以与右半牡榫相合。虎符正面打磨得非常光滑，上有错金铭文，总计9行40字，字体为典型的秦代小篆字体，其释文为：甲之符，右才（在）君，左才（在）杜。凡兴士被（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母（毋）会符，行翳（矣）。

这段铭文的意思是：用于调兵的符，右半符存于君王之处，左半符存于杜地的军事长官手中。凡要调动军队50人以上，杜地长官所持的左符要与使臣所持的右半的君符验合，只有相符了方能用兵。遇有紧急情况可以点燃烽火，不必会合君王的右符。

由此可知，这件左半符为战国时期秦国驻扎在杜县的军事首领所掌握，是地名。西周有杜伯国，秦武公十一年（前687）成为秦国的杜县。杜县辖区包括今西安市东南曲江林带路至西南高新电子城一带，杜虎符出土地沈家桥村正在杜县范围内，其附近至今还有杜城村之地名。

古代，符和节都是一种重要的凭证，或用作发兵遣将，或用作过关通行。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战争频仍，国与国、人与人之间背信弃盟之事常有发生，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急需一种技术含量高、不易损坏或难以仿制的独特信物来作为凭证，于是用青铜或金银制作的符和节便应运而生，并流行起来。战国四君子之一的信陵君魏无忌，其姐姐是赵国惠文王弟弟平原君的夫人，当秦军围困赵国都城邯郸时，赵国向魏国求救，魏王害怕秦国报复，不敢真心帮助。为了帮助赵国，也为了魏国免遭秦军的灭国之危，信陵君置生死于度外，用计借魏王如姬之手窃得魏王所掌握的那一半兵符，据此与将军晋鄙的另外一半兵符相合，使晋鄙率军救助赵国成功击败了秦军，由此形成的历史典故“窃符救赵”，流传至今。“窃符救赵”也成为诸多传统剧种创作的题材。当代常用词语“符合”“相符”等，都是这一时期兵符使用制度的孑遗。

在游牧民族文化中，人们认为威武勇猛的虎具有驱邪除害、保佑平安的护符作用，很早以前就开始用虎形来作护身符，如距今四千年前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阿富汗北部，今巴尔赫）青铜文化中，就有宝石虎形金护符。陕西凤翔虢镇出土过春秋时期秦国的金虎，为虎符的右半侧，属国君所执掌，虽然没有文字，但出土于秦国都城，很可能就是秦国王室用物。杜虎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铭文的虎符实物，那么它具体制作于何时？主人又是谁呢？根据虎符上“右在君”铭文并结合《史记·六国年表》分析，秦国的这位“君”，就是秦惠文君。秦国历史上，大概有20多位国君，而以王称君者只有秦惠文君一人。公元前337年，秦惠文君执掌秦国为君，前325年改君称王，据此，杜虎符的制作年代大致在前337至前325年称王前的这12年间。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阳陵”虎符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发给阳陵驻地将领的，上有错金铭文“甲兵之符右在皇帝”，从“右在君”到“右在皇帝”，小小的虎符也见证了秦国的壮大和统一。

虎符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汉之后，如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著《文选·潘勖＜册魏公九锡文＞》中就讲：“授君印绶、册书，金虎符第一至第九。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有隋代的铜虎符，造型和使用方法与杜虎符类似。唐代，高祖李渊为避其祖父李虎名讳，改虎符为鱼符，不仅用于调兵，也作为身份证使用。鱼符也分为左右两半，左符由官府掌握，右符由官员携带，鱼符底侧中缝还有“合同”二字，以备官员进出宫殿时合符查验。宋代废除了鱼符，重新改用虎符来调动军队。元代，符牌制度极为发达，据《元史·兵志》记载，金虎符用来典兵，因此，也被称作“典兵牌”是除了皇帝圣旨牌之外最重要的军事符牌。朝廷给每个行省的最高军事长官颁发两面金虎符，作为皇帝赋予统兵权的象征。因此，虎符不仅用来统兵也成为身份等级的重要标志，自然，造型与装饰也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杜虎符上的铭文是采用独特的错金工艺制作出来的。错金工艺属细工，兴起于春秋时期。这种工艺是先在器物的表面刻出文字或图形的凹槽，然后把一定宽度的金丝嵌入凹槽之中，再用厝石打磨平整，使两种不同的材质紧密结合、融为一体，经过抛光处理后，色彩对比鲜明，黄金文字突出醒目，极大地提升了图案的装饰效果。杜虎符上的错金铭文在虎身正中的显著位置，虽历经两千余年却无丝毫脱落，错金工艺之高超令人叫绝，制作者当属秦国宫廷金匠。另外，虎符关乎国家战略安全，具有唯一性，不仅需要掌握、运用高科技，还需要有一套对生产者及生产流程严格管理的制度。完整的调兵规定、先进的制作水准，小巧精致的杜虎符也饱含着秦国军事管理的高超谋略和深远思想。杜虎符耀眼的金辉与黑亮的本体浑然一体，显得高贵、典雅，使得一件调兵遣将的实用器同时也不失为一件罕见的艺术品。秦国贵族对艺术品位的追求，由此可见一斑。符与节都是特殊的信物，使用它们的也都是位高权重的达官显贵，因此，对其制作也竭尽所能。除了杜虎符，战国时期的错金“鄂君启”铜节、西汉南越王的错金铭文铜虎节等，沿袭的都是这样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