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咸林

在明代晚期，有一位笃学善思，敢做“奇事”，喜读“奇书”，善制“奇器”，堪称“奇人”，他就是王徵。王徵（1571-1644），字良甫，号葵心，晚年自称了一道人，明代西安府泾阳县鲁桥镇（今三原县鲁桥镇）人。他生活在明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其时西学首次被传教士带入中国，国家也正值内忧外患之际，一些开明的士大夫主动接受并学习西学，以期富国强兵，王徵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时有“南徐北王”（徐指徐光启，王指王徵）之誉。

敢做“奇事”

天启二年（1622），52岁的王徵考中进士，踏入仕途，崇祯五年（1632），因明末吴桥兵变所累，被罢官归乡。宦海十年间，王徵敢担当、有作为，重视教化、断案公正，开河筑堤，治理水患，惠政颇多。他关注民生国计，曾提出“恤商裕国”的主张，认为商人是“财用发生”的根本；他练达兵事，到任广平不久，即奉保定巡抚张凤翔檄召赴恒阳协助练兵，被张赞为“诸葛再生”。

清宣统《重修泾阳县志》记载了王徵任职扬州府的三件“奇事”。其一，明瑞王朱常浩爱财，其随从也以揽财为要。瑞王一行经过扬州，王徵不畏“记名参处”的威胁，与瑞王长史对质，使瑞王一行偃旗息鼓，离开扬州。其二，徽州富户吴养春与其弟养泽争夺家产，吴养泽到东厂举报其兄霸占黄山，获利不计其数。东厂收押吴养春，拷打盘问，又派工部主事吕好问“追赃”，导致吴养春一家四口惨死，株连诸多无辜百姓，最后激起民变，百余人被捕下狱。王徵会审此案时，查明原委，据实上报，严厉指出酷吏为非作歹，无法无天，制造冤案，救下许多无辜百姓。其三，当时各地官府为了趋附权阉魏忠贤，纷纷为其立生祠。扬州“瞻恩祠”建成后，大小官吏前往拜谒，唯独王徵与同乡兵备副使来复（三原人）坚决不去。因二人均为关中人士，时人誉为“关西二劲”。可见王徵为官为民，有作为、有气节、有担当。

喜读“奇书”

明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到中国的传教士带来西方科技文化书籍7000余册，被认为是西方近代文明输入中国的开始，史称“西学东渐”。王徵本就喜读书、善思考，西学著作和科学知识令喜读“奇书”的王徵爱不释手。他积极研学西学著作，并译著成书，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交流，成为“西学东渐”的代表人物之一。

天启五年（1625），王徵与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把利玛窦的罗马字拼音方案加以修改补充，合作撰写《西儒耳目资》，天启六年（1626）在杭州出版。《西儒耳目资》以西方音韵学来研究中国语言，采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是一部拼音的汉语字汇，启迪了文字可以拼音化的思维，成为了教会和外国汉学家所拟拼音方案的鼻祖，对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启发作用，书中部分观点至今还有现实价值。

学习推广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成果，是王徵沉浸西学阅读的最大动力。在阅读艾儒略著的《职方外纪》后，王徵被其中精妙之器深深吸引，对西洋奇器产生浓厚兴趣。天启七年（1627），在传教士邓玉函的口授帮助下，王徵编译了其中的部分内容，摹绘了书中配图，整理完成书稿三卷。在整理书稿时，王徵针对选择哪些西洋奇器提出了具有现实意义的“三最”原则：一选录其对民生日用和国家所需之“最切要者”；二选录工匠便于制作和不费工值之“最简便者”；三选录众多器械中之“最精妙者”，并以此为据为书稿取名《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后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其“实为甲于古今”。《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分三卷，第一卷论重心、比重等各种力学原理；第二卷论述杠杆、滑车、轮轴、斜面等各种力学器械；第三卷绘有54幅机械样图并附有解说，代表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物理学成果。崇祯元年（1628），王徵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三卷与自著的《新制诸器图说》一卷合为一帙，刊刻行世，名为《奇器图说》。《奇器图说》不仅介绍了近代西方机械工程学、物理学，也第一次为中国古代在这方面的发明创造给予了理论上的说明，是“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著作”，书中翻译创造的“重心”“杠杆”“斜面”等物理学专有名词，沿用至今。中国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仙洲曾把王徵誉为“我国三百多年前的第一位机械工程学家”。

善制“奇器”

王徵善制器械，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机械发明家和制造家。他的科学启蒙源于家庭，其父在乡里教授经算，舅父张鉴是关中理学名儒，善制各色战车及易弩、火弩等兵器，皆巧思独运，这对王徵痴迷于制器影响很大。王徵入仕之前就开始从事一些农具和日常用具的改良和发明，比如灌溉工具虹吸、鹤饮，运输工具自行车等。《新制诸器图说》中收录了虹吸、鹤饮、轮激、风硙、自行磨、自行车、轮壶、代耕、连弩9种器械，既有他自己的发明创造，也有对前人发明的总结。之后，王徵又陆续将新的发明和发现整理记录并另著手稿，仅在《新制诸器图说》中就增加了“天球自转、地堑自收、水轮自汲、水漏自升、火船自去、火雷自轰、风轮转重、风车行远、云梯直上、云梯斜飞、气足发矢、自转常磨、自行兵车、活台架炮、活钳擒钟、神威惊敌……”这些器械也多与农业、军事有关，利国利民，他还撰写了《两理略》《辩道说》等理学著作。

堪称“奇人”

王徵对自身的道德修养要求很高。他自幼学习儒学，对道教、佛教也都有所研究，晚年又笃信天主教，在学习各界思想的过程中，一直追求“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的精神境界，将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展现出浓厚的济世情怀。

明末，儒学因受腐败的政治和社会风气的侵蚀产生了蜕变的危机，王徵对此表示了深刻的担忧。他说：“大学之道，原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今却认做‘在明明得，在侵民，在止于至躲’，原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今却认做‘自天卿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荣身为本’。此于大学之道，有何干涉？”王徵还尖锐地批判当时学风和士风的没落，指出：“而今把一部经史，当作圣贤遗留下富贵的本子；把一处学校，当作朝廷修盖下利达的教场。砣硙终日，诵读惓惓，只为身家。譬如僧道替人念诵消灾免祸的经忏一般，念的绝不与我相干，只是赚得些经钱、食米、衣鞋来养活此身，把圣贤垂世立教之意辜负尽了。”崇祯七年（1634）春，山西、陕西等地旱灾严重，出现“人相食”的“大饥”局面，王徵依天主教慈善团体之制，在家乡创建慈善组织仁会，救助灾民。据载，此次义举“全活千百人”。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陷西安，欲召王徵出仕。王徵拒不应召，先自题墓石曰“有明进士奉政大夫山东按察司佥事奉敕监辽海军务了一道人良甫王徵之墓”，而后绝食七天而亡，以身报国，时年74岁。王徵去世后被乡人私誉为“端节先生”。清宣统《重修泾阳县志》为王徵立传，并列入人物类忠烈卷中。“端节”“忠烈”是对其身为封建士大夫的气节和品质的崇高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