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市高新区一个狼藉不堪的工地院落内，40余名农民工临时搭建起了“民工讨薪维权新闻发布会”会场，然后“平静”地期待着媒体记者们的到来。会场的对面，就是他们流血流汗建起的“半拉子”楼房。见惯了政府、明星们召开新闻发布会，如今农民工的新闻发布会的确让人眼前一亮。但是，我们同时也感到了心酸……
不论是被某些人讥讽的“跳楼秀”，还是现在的“新闻发布会”，这些讨薪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农民工们渴望以媒体的影响力来引起社会和政府的关注。这其实也折射出农民工维权渠道的不畅，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能缺失。媒体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的是一种公共通道的角色。一个社会中的不同利益主体，其社会地位有强有弱、有高有低，假如不加任何改进地进入博弈，显然不能真正体现公平与公正。“公共通道”的出现，使弱者能够得到社会的力量，而能够与强者抗衡。
然而，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普遍性侵害，不得不借助媒体的影响力来加以救济，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行为。事实上，民工劳资纠纷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曾撰文说，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契约关系和契约履行已经涉及到了第三方———国家。国家“作为契约的第三方和最终强制根源”(诺斯)，在农民工拖欠工资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合同的履行方式主要有私人方式和国家方式两种，私人方式无法解决的问题按道理应该诉诸国家机器。同样的道理，农民工的工资得不到保障，按照程序，农民工应该诉诸法律程序这个“国家机器”。
由此看来，讨薪民工的新闻发布会开给谁看，似乎不言而喻。“新闻发布会”，从新闻学的角度来看，本指一种信息的传达方式。这次农民工的新闻发布会，要发布什么信息呢?与其说是告诉媒体，老板欠了他们多少钱，不如说表达了他们对现行司法制度的无奈和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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