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5-02-10

　　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找到这样一批特殊的工人。他们都是普通工人，同时也是优秀的诗人。他们的诗是一个又一个中国深处的故事……
　　　　　　　　　　　　　　　　　　　　　　　　　　　　　　　　　　　　　　　　  ——秦晓宇
　　巷道爆破工人、炼钢厂工人、铁路工人、建筑工人、酿酒工人、煤矿工人、薄膜厂流水线工人、锅炉工人、羽绒服厂的填鸭毛工人、服装厂女工……2月2日晚，18名来自天南海北的工人，齐聚位于北京市五环外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参加了一场特殊诗歌朗诵会。
　　虽然朗诵者的发音还夹着方言，他们站在观众和摄像机前举止还有些生硬，在朗诵稍长一点的诗时，他们甚至会拿起诗稿照着念，但在这场名为《我的诗篇：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中，每一位朗诵者都是工人，他们朗诵的每一首诗都带有鲜明的工人色彩。最关键的是，他们朗诵的是自己写下的诗篇。某个意义上，他们就是当代中国诗坛工人诗人的代表。
　　诗评人秦晓宇是这场朗诵会的总策划之一。从去年春天开始，他的大部分精力都在编纂一本名为《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藏》的诗集和拍摄一部讲述中国当代工人诗人的纪录电影《我的诗篇》。至于这场朗诵会，可以算是这两项工作的衍生品，也是纪录片中的华彩乐章。
    不绝望 不悲戚
　　一切还要从2013年的第44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说起。当年诗歌节推出了“鹿特丹——北京文艺网国际同步诗歌节”活动，组织者要从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的投稿者中选择部分诗人，将其作品译成英文发布到网上。
　　秦晓宇是活动的评委之一。在评选过程中，一首名为《纸上还乡》的作品获得了最多的选票。秦晓宇有些错愕。曾写过40万字的《玉梯——当代中文诗叙论》的他一向自信自己在当代中文诗歌领域的发言权。但却从未听过《纸上还乡》作者郭金牛的大名，尤其当他知道，郭金牛多年来一直在珠三角地区打工，曾从事过建筑工、搬运工、普工和仓管的工作。他把这件事写在了一篇名为《共此诗歌时刻》的文章里。
　　2014年，财经作家吴晓波读到了这篇文章。在《激荡三十年》一书里，以企业家视角描写改革开放30年风云际会的他意识到，在当今中国存在着一批工人诗人，他们迄今仍在一线从事劳力生产，同时他们也在写诗，描写的正是生活和劳动本身。
　　据统计，中国2900个大小市县里，生存着2.3亿农民工，再加上有城市户籍身份的产业工人，总数约3.1亿。吴晓波说：“外国人对现代中国的了解，首当其冲的是‘中国制造’。那么，‘中国制造’究竟是谁在制造？我们知道马云、王传福、李书福……但真正做出袜子的是谁？文学界对这群人也很陌生。如果这批人能够被聚集起来，对时代会有记录性。”
　　于是，吴晓波建议秦晓宇编纂一本工人诗歌的选本记录这段历史。秦晓宇深化了这个想法，开始酝酿《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藏》。后来，吴晓波又找到曾经帮他拍摄纪录片《激荡三十年》的导演吴飞跃。他们和秦晓宇一道启动了纪录电影《我的诗篇》的拍摄工作，准备记录工人诗人的故事。
　　据秦晓宇估算，当代中国，有上万名一线工人在以写诗的形式记录他们的生活，从鞍山赶来参加朗诵会的田力是其中之一。1982年进入鞍钢工作的他，经历了车间雪白的墙壁上还刷着“你是工厂的主人”“发挥主人翁精神”的时代。
　　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鞍山人都以成为一名鞍钢人为荣。父辈退了休，一般家庭只有一个顶替的名额。没被选中的兄弟姐妹只能去鞍钢下属的大集体企业。田力高中毕业后，先干了一段时间有轨列车的售票员。但很快，他就通过招工考试进入鞍钢。他回忆，父亲知道后，连说：“这孩子以后保靠了，不用操心了。”
　　但随着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下岗大潮袭来，无数工人的命运在一夜间改变。工人身上曾引以为傲的光环逐渐消退殆尽。
　　于是他写下了那首《二月二十五日，下班途中》。他说，诗里描写的老人和别人扯起家常，总会聊起那座早已消失的工厂和曾经自己为之奉献的青春。田力叹了一口气说：“当年的5块人民币上还有我们钢铁工人。”
　　来自苏北农村的诗人绳子则没有躲过下岗的命运。他说：“我从1988年进入工厂，原本抱着对工作的热情，但工厂很快就倒闭了。梦想破碎的我在很多年后回头整理了许多历史资料，才知道当时我们并没有选择的权利。很难想象，一个个工厂在几年之间，接连大规模倒闭。我们从一个县城迁徙到另外一个县城，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工厂是开工的……我在工厂工作了25年，为自己制定出一套人生态度：不绝望、不悲戚，不摇尾乞怜。”
　　读完《资本论》的工人
　　与身为城市产业工人，见证过工人群体的黄金时代的田力相比，像陈年喜这样的进城务工者很多时候更愿意把自己当成一名农民。 
　　老家在陕西商洛的陈年喜已经做了15年的巷道爆破工了。矿山上的工人采矿前，都需要他这样的人在矿山上找到合理的位置，填充好计算过的炸药，轰出一条长长的隧道。然后，矿工们才有用武之地。
　　祁连山、昆仑山、太行山、长白山……15年来，陈年喜奔波在高山戈壁间。他一个人在这座大山里炸个洞，过阵子就转到别的山里去了。身边的人一直在变，陪伴他的就是那些炸药。他不停地炸，不停地炸，即便得知自己的母亲得了癌症，也无法在第一时间抛下手头的工作回家。
　　幸好，他还有了写诗的乐趣。坐在记者面前的这位陕西汉子谦虚地说：“自己的作品还谈不上高度。”
　　仅有高中学历的他，至今也只能在手机上写诗，他不理解为什么电脑键盘上的字母顺序不像手机上的九宫格ABCD排列得那么整齐。但他却花时间读完了《资本论》，只是好奇为什么马克思的思想在这个国家被奉为圭杲。不过他坦承，自己消化得很少。
　　编织自己的精神世界
　　写《吊带裙》的时候，邬霞已在深圳工作了12年。1996年，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14岁的邬霞从四川内江千里迢迢来到父母打工的深圳，进入了母亲工作的制衣厂，成为一名童工。
　　从此，邬霞再没回过四川老家。真正意义上地扎根深圳是她这20年来最大的梦想。青春就像线头被岁月的剪刀一刀刀剪掉。但在深圳打拼二十年，带着两个孩子的她和父母、妹妹6口人依旧挤在破旧逼仄的出租屋里。
　　写作成了伴随邬霞打工岁月的精神支柱和希望。还住集体宿舍的时候，晚上十一二点下班，吃个宵夜，排队洗衣服洗澡。完成这些后，邬霞就爬到上铺，拉上帘子，一页页地编织着自己的精神世界，直到凌晨三四点。
　　邬霞笔下的女孩们往往过得都比她好。就如这首《吊带裙》，读不出大多数打工诗歌的惨烈和压抑。这也是她被秦晓宇和吴飞跃看重的地方。在纪录片《我的诗篇》里，邬霞被选中成为六名主要角色之一。
　　“失去了自己的爱人”
　　在朗诵会上，用浓浓的川普朗诵这首《退着回到故乡》的唐以洪不知道自己的战斗是胜利，还是失败。
　　这几年，他拿了郭沫若诗歌奖、中国打工诗歌奖，在诗坛上逐渐有了一席之地；这几年，他已退到资阳，离农村老家不过两三个小时车程的地方。但回故乡并不容易。
　　和很多外出务工者一样，唐以洪的孩子年幼时留守农村，由爷爷奶奶带大。虽然唐以洪现在把他们带在身边上学，但已上中学的孩子早有了自己的世界。“这是不正常的距离感。长期没有和我们相处，他们的内心世界、为人处世就和你很不一样。你很难理解他。在他们的心里，父母是欠他的。”唐以洪说。
　　在服装厂填充鸭绒的八零后小伙子吉克阿优有着相似的烦恼。身为一名崇尚火的彝族人，回到家乡，连一顿简简单单的柴火饭也烧不好。多年辗转于重庆、广东、浙江、北京的他习惯用的是电饭煲。
　　聊起大凉山深处的故乡，吉克阿优说：“出门在外，特别想家；回家之后，又特别想出来。如果土地是爱人，那么，我们已经没有了爱，失去了自己的爱人。”
　　邬霞是不用纠结的。老家的房子早已坍塌。2014年11月，《我的诗篇》摄制组来到深圳，吴飞跃问有没有什么能帮到她。邬霞说，希望能带父母去市中心的莲花山公园看看花展。
　　登到山顶，站在改变了深圳，乃至全中国命运的伟人的雕像前，父亲很自豪地点点头：“这是我们四川老乡，我们跟他拍张照吧！”然后，邬霞一家人站在莲花山顶，静静远眺这座城市的繁华。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李坤晟 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