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温家宝总理日前在北京考察工作时说，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年轻农民工，让他们逐步融入城市生活。这也引起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更大关注——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在全国1.45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大约有1亿是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60%以上，他们正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群体。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在城市社会里接受的 “成人礼”，是面向城市的一代，无法像老一辈农民工那样向农村“转身”。他们渴望成为城市的一份子，可是在他们面前的无疑是一条并不平坦的路。
被农村和城市双边缘化
    “我不打算回家，既然出来了，就打算在城里扎根呢。我喜欢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在我们村连个网吧都很少见，在家太无聊了，待几天就想走。”21岁的蒋强初中毕业后就和村里的人一起从咸阳农村老家来西安打工了。
    而与蒋强一起出来打工的叔叔牛建国却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的心里一直觉得，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更何况老人、媳妇和孩子都还在农村老家，在城里要多赚点钱，以后好回家盖房子。
    “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目的，基本上是挣钱回家，一般都把最终回到农村作为自己的归宿。而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一般没有种过地，也不愿意种地，更不想再回到农村。”陕西省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促进会副会长罗久序表示。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思想比较传统，他们长期生活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没有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从小从事农耕，延续着小农经济，即使出外打工，最终还是要落叶归根的。而作为新一代的80、90代农民工，他们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见证了城市化的加快，一般情况下，农村里的孩子，一毕业就要出去闯荡。他们试图在城市安家立业、生活，但是城市对他们的接纳是个问题，所以他们属于城市边缘人群。但又不愿回农村，最终导致他们成为漂泊一族。
    换句话说，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基本上是城市的孤岛，既生活在城市中，却又无法融入城市文化。尽管每位新生代农民工都有着不同的选择，但是户口本上的“农”字，却让他们十分尴尬。因为附着在市民光环下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住房等等权利和福利，对他们来说都遥不可及。
两代农民工不一样的消费观
    下午1点，太阳正毒的时候，兰志龙蹲在工地上，手里端着破旧的饭盆，碗里的面都成浆糊了，面上还放着一块已经有些风干的榨菜根。正津津有味吃着，谁能想到他是一个月薪3000元的人。
    今年41岁的兰志龙是四川荣昌县人，从2003年进城打工开始到现在，几乎每天的饭菜都不超过10元钱，“我每个月要给家里寄去2500，家里有老人要看病，孩子还要上学，全家人的生活费全靠我了。”兰志龙每月只给自己留500元，因为喜欢喝酒，每周都会和工友出去小聚一下，除了每个月300左右的伙食费外，剩下的钱都拿来喝酒了，自己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月光族”。
    和兰志龙在一个班组里的罗刚是今年才来的小伙子，由于是队里最小的，平时兰志龙都十分照顾他，“小罗不太和我们一起吃饭，几乎每天他都是出去下馆子，平时休息了会去网吧上上网，周末就去市里面买买衣服。他还小，家里又没什么负担，一个月的工资基本上都花的剩不下多少了。”对于罗刚来说，自己平时的工作并不轻松，挣钱就是拿来花的，及时行乐……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老一代农民工大多缩衣节食,将节省积攒下来的血汗钱用于家乡亲人的衣食住行以及住房等不动产投入，对于他们来说，消费的主要支出是简单的食物和衣物,加上低廉的房租,能温饱就行。而相比之下,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主要用于自己消费,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消费，也包括精神上的消费。他们舍得光顾城里的消费场所，消费意识强,并以此向世人、社会展示自我的能力和价值，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很有抱负,很想逐渐从打工仔转变为“创业者”,要求更大的职业发展空间,对提高自身素质的消费和丰富提高生活品味的消费等专项消费需求日益增加。
维权意识增强
    在今年6月，全国总工会发布的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报告》中显示，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中因为怕被报复而不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只有6.5%，仅是传统农民工的一半；采取投诉行为时，以集体投诉方式进行的，新生代农民工为45.5%，高出传统农民工17.6个百分点。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主动性和能力比上一代更强，对公民基本权利平等有更高期待。而第一代农民工维权意识较弱，维权能力不高，权力被侵犯时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被动恳求的方式解决。
    “我当初来打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什么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之类的事情，甚至都没有考虑到合同的事。”兰志龙说。由于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兰志龙渴望找到一份工作，干活赚钱，再苦再累没关系，加班加点也愿意，他甚至可以不要一些福利待遇，只要每个月能拿到工钱就行。
    而新生代农民工不但注重工资待遇，更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与权利的实现。他们在职业选择上最看重的前三个条件是收入、发挥自己的专长、工作环境。他们不再背负养家压力，在工作强度与工资待遇不对称时他们可能宁愿选择不就业。
    “我已经正式签约了，合同期为一年，而且劳务公司也给我办了‘三险’，我每天只用在工地上干6个半小时的活，平时过节加班公司也会给我双倍或三倍工资，总的来说，还不错，至少我觉得我的待遇很好。”罗刚说。作为一个准备在西安扎根的人来说，罗刚迫切需要解决基本劳动权益问题，他希望子女就学、医疗卫生、住房租购等公共服务方面能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对此，西安市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所所长王友福表示，由于新一代的农民工文化层次、知识技能和受教育度的显著提高，使他们摆脱以往的旧农意识，拥有创新思维和维权意识。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他们会运用法律手段，积极维权，这也是对工会制度发起的新挑战。
本报记者 杨琳 实习生 岳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