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这个传统节日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有非同寻常的位置。每当春节临近的时候，栖身于城市各个角落的农民工兄弟背起行囊，长途跋涉回到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团聚。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他们对春节的感受也不一样，或许是无奈或许是悲伤，但都对新的一年充满了无限的期许——
归心似箭
    来自四川绵阳的农民工谢军是做梦都想回家，却又有点害怕。
    谢军来西安打工有两年多了，在来西安之前他就和同乡在成都的建筑工地做过几个月的小工。后来听同村一个在西安打工的老乡说西安的工作好找，便和几个工友一起来到了西安。
    经热心工友介绍，谢军在西安很快就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大明宫建材市场的一幢旧楼改造工程中贴瓷片，也就是从这份工作开始谢军开始逐渐陷入一个讨薪的怪圈。也寻求过劳动监察部门的帮助，处理意见很快下来了，可对方就是不执行。这让谢军颇为无奈。
    “对方的态度很模糊，也不说不给我们钱，只是说暂时手头没有钱，让我们再等等。可是谁等得起啊！”更让谢军感到烦恼的是他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也遇到了相似的遭遇。“钱也不是完全不给，先给你点预付款，说等干完之后给剩下的可总是以各种理由拖着。”谢军回忆说，为了要回这些欠款，谢军和他的工友经常要来回奔波。最让谢军烦恼的还恰恰就是这频繁的奔波，“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些单位之间跑来跑去要钱了，这家半天那家一天的，根本没有干活的时间了。”谢军最深的体会是这几年在西安活没接多少，路却越发熟悉。
    有时候对方一个电话要他半个小时之内赶到，可到了之后却又以超过时间为由拒绝付钱。“感觉就像是被人耍猴一样，屈辱！”但屈辱过后谢军还得继续“讨生活”。
    慢慢的谢军和他的工友在挑选工作地点的时候开始选择一些带有 “文明牌”（文明单位）的工地，在他们看来这些建筑工地相对于一些“黑工地”来说更加让人放心，工钱的发放也更及时。但是一旦这些施工单位遇上“工程空窗期”，谢军就又得出来寻找各种散活了。
    时间长了谢军也开始通过法律手段追讨欠薪，记者和他相识便是在位于太乙路的陕西农民工维权总站，那次他和几名工友一起来向律师咨询一宗欠薪案件。大家平时都在不同的工地工作，只有一起讨薪时才能三两相聚聊聊近况。
    离春节没多久了，很多和他一起来的工友都开始准备定车票回家了。有些人还趁空闲的时候为家人采买一些年货。可谢军没这个心情，他不准备急着订票。而是打算趁着年前再去那几家欠他工钱的公司跑跑，“没准人家年前一发善心还能给点儿呢。”说这话的时候谢军显得颇为无奈。在他看来车票难买的问题怎么都能解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困难能够阻碍农民工回家的步伐，但欠薪除外。
    谢军的情况很现实，领不到工钱怎么回家过年，怎么有脸见妻儿。他经常在干完活时发呆，想着自己在家的日子，种种地、喂喂猪，那种生活极其单纯虽然赚钱少，但很少有让他神伤的时候。谢军渴望回家，他心里深知这座城市不属于他，对这座城市来讲他仅仅是个过客而已。每当过年过节的时候他的这种游离感都会越发清晰。
孤单的生日
    老田全名田俊平，今年四十八岁。虽然他觉得老田把他叫得老了，但工作的地方就他年龄最大，时间长了他也就听之任之了。他在一家私人汽配厂里工作，平时主要是送货，以西郊为起点西安市的汽修厂、汽配城都是他的送货范围。就在腊月二十三过小年那天，一瓶酒一碗泡馍陪伴着他度过了来西安打工后的第六个生日。
    老田是西安市长安区人。六年前他还在村子里种地，妻子外出打工，留下一双儿女在家上学。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老田失去了小儿子。为了遗忘伤痛，也为了能让唯一的女儿和年迈的母亲过上更好的生活，老田也随妻子来到西安走上了打工之路。刚来西安的时候老田年龄大文化程度低，没有什么好工作给他挑。他送过卫生纸、拉过三轮、还卖过菜，最终因为老是找错钱而赔得一塌糊涂。
    几经辗转，老田最终在一家汽配厂找到了一份工作。起初他还负责配货，但出了几次错之后老板就叫他专心送货了，好在老田对路熟，送货还算让老板满意。
    老田这份工作确实辛苦，不论是三伏、三九还是暴雨、大雪，只要接到要货的电话他就要骑上电动车去送货，经常是清晨干到半夜。虽然辛苦，但每个月2000多元的收入却让他很满意。“在家种地哪能赚这么多，这个收入比我们村子许多20多岁的小伙打工都赚得多。”
    老田慢声细语说了几句便又开始闷头抽烟，反倒是一旁的工友热心的向记者介绍老田的情况：“妻子和他感情不好。可还经常来找他要钱。他妈身体也不好，每个月的工资都给他老婆和给他妈买药了。女儿前几天还说不读高中了。”一直默默听着的老田在工友提到女儿的时候立刻抬起了头，摆摆手示意不要再说下去了。沉默了一阵子，他低语道：“书不读不行，难道像我一样。”之后便又低头掏烟了。
    汽配厂的老板告诉工人们腊月二十八便可以回家了，一直休到大年初五。不少员工这几天都开始采买年货准备回家过年了。唯独老田还没有什么动作，和记者聊得久了，他才掏出了心窝话：“回家有什么好，她（指老田的妻子）好几年不回去过年了。回去就只有老娘和女儿，人家一放炮我就想起儿子了。”没有了土地，没有了根，在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里也没有他的一席之地，过年回家对老田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诱惑。“回还是要回的！过年不带着女儿回村里看老娘，要被人笑话的！”
年轻农民工不愿回家
    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发现，和谢军这些思念着家乡的农民工不同，很多来城里打工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未婚的农民工其实怀着一种定居城市的愿望。
    小梅来自河南，她早已厌倦了在过年时挤火车回家的“老规矩”。她所在的商场过年照常营业，这恰好给了她一个不回家的借口。短短几年的打工时光，让小梅变得更自信更时尚，“我和城里人一样逛商场，用一样的化妆品，一起在网吧上网，有些有西安户口的人赚的还没有我多。大家没什么不一样。”在小梅看来她已经彻底适应了城市的生活，反倒是回家的时候会和生长多年的家乡“格格不入”。在她的计划中，她会继续在城市里工作，找个本地人结婚最终完成本地化的蜕变。
    在这个城市中有很多家在外地的农民工，他们很多人都长时间的思念着家乡。一到过节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也要踏上归家的列车。但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人并不愿离开平时工作的城市，有的是不知道“家”在何方，有的是心存顾虑，但更多的年轻的一代农民工通过这种方式在寻求一种归属感，期盼自己能真正地被这个城市接纳。 （刘鹏）
没钱也要回家过年
    在西安火车站5号候车厅里，记者见到了来自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朱铁亮和他的侄子。52岁的朱铁亮去年11月份随洛阳打砖队一起来到乾县修建大桥，在建筑队里做基础工程工作。来工地的三个月时间里，除过每个月发600块钱的生活费外，他们从来没有拿到过自己的工资。当时包工头答应在年底回家的时候一次性付清，朱铁亮二话没说就坚持到了年底。2月7日早上，他和老乡们接到包工头电话去领工资。但是去了才知道，包工头没钱发工资，只能给他们每人发了四五百块钱的路费。没拿到工资，朱铁亮心里的确很难受，“不管工资有没有拿到，还是一定要回家过年”，朱铁亮说，“一年忙到头了，盼的就是过年能回家。等过完年，我去找相关部门帮我要回工资”。幸运的是，没过半个小时，排队买票的老乡已经买到了当天下午15：30的火车票。虽然没有座位，但是朱铁亮和老乡们还是十分高兴，能在当天赶上火车回家是他始料不及的。
第一次在西安过年
    春节与家人团聚是每一个在外务工人员的心愿，但是，春运之挤让很多农民工选择了就地过年，做保洁工作的李兰就是如此。李兰来自陕南，因为丈夫在西安打工，儿子今年过年去了广州，独自一人在家的李兰离开了勉县老家来到西安，在北郊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超市里找到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每月有750元的收入，每天上班时间8个小时。虽然工资低一点，但是比起家乡琐碎的农活，李兰认为这种简单的上班一点也不累，顺便还可以照顾在建筑工地打工的丈夫。这也是她45年来第一次在外地过年，虽然身边没有了亲朋好友，但是李兰觉得趁着过年可以在西安到处走走。去一些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很不错。 “希望儿子明年能来西安工作，这样我们三口之家就能在西安开开心心过年了”，李兰把新年里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了儿子。 见习记者 李 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