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4-09-26

　　在中国，行贿与受贿几乎伴随着整个历史，源远流长，连绵不绝。
　　可以设想，这种行为始于人类原始狩猎与群居，在语言尚不发达的氏族社会，赠予与接纳是人与人之间表达善意、感恩、关爱等情感的自然流露，这种情感传递方式渐次造就并固化为中国几千年来的人情世故。在农耕社会，以村落为主体的封闭环境，人与人之间关系单一而高度关联，在小范围内自然形成的权威恩赐和对权威的赠予，维持着庞大社会机器的整体稳定和延续，并固化了中国人治社会和王权思想的最终确立。
　　当阶级产生以后，人与人间的关系开始日益多元而复杂，一部分赠予开始异化，并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愈演愈烈，最后彻底发展为一种人类特有的贿赂文化思维。
　　在人治的大背景下，王权从来不过分排斥贿赂行为，只要对王权高度忠诚，这种行为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处于权力顶层的首脑们清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任何物质即便是绝世珍宝的位移，仅仅是王权默许下的暂存，只要王权需要，随时可以收回。贿赂在某种意义上，仅仅是表达忠诚与接纳忠诚的行为符号，这种符号不仅仅衍生出自下而上的贿，而且也不乏自上而下的贿。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贿赂更多表达的是“网络”之意，依旧没有超出维系与强化人际关系的范畴。
　　家天下时代，王权对社会的治理需要阶层间彼此贿赂与在道德自律下清廉的相互制约。行贿者与受贿者未必皆无能，道德楷模未必都兼备治理能力，但围绕权力核心则必须无条件忠诚，这种忠诚的终极的体现就是社会精英普遍为王权服务，共同致力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因为天下为公，几千年来，中国的社会统治阶层道德与私欲彼此碰撞，清廉与贿赂泾渭分明，但都没有阻断阶层间相互转化的通道，这是王权拿捏的平衡和社会治理的需要。当这种平衡被打破或者社会治理发生恶性混乱，以极端性革命流血运动颠覆旧王权。反复地平衡与失衡，王朝的更迭没能改变的是人治和人治社会的混乱管理。
　　纵观世界历史，人治下的社会，以贿赂为代表的腐败现象不是中国所独有，而是世界性的。但是在一部分国家，以限制王权为发端确立的社会治理结构的建构，逐渐塑造了全新的价值体系，为腐败行为设置了重重栅栏，伴随着权力的受限与相互制约，因权力衍生的腐败被有效控制。
　　权力的受限与无限，权力被约束的程度和被监督的层级，成为贿赂腐败烈度的温度计。
　　人类治理社会的制度不是唯一的，也不存在普世的价值观，无论手段与手法各异，但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却是不同文明追求的相同目标。
　　当下的中国，在逐渐挣脱了道德力量的束缚、传统道德迷失之后；在乡村结构迅速瓦解、人与人关联度蜕变解构之后；在王权思想渐弱、天下为公思维让渡私欲并迅速膨胀之后；在王权思维依旧残存、因权力催生的独断专横与崇上媚上大行其道之后；在阶层日益固化、自下而上上升通道被阻隔之后；在廉耻力量消褪、包括立法、舆论等各种监管力量消弭之后；在理想信念淡化、信仰发生危机之后；在商业经济高速发展、与政治高度合一之后。形形色色的行贿与受贿行为不再是统治阶层或者社会精英独有，而成为中国一种普遍现象。
　　几千年文化基因积淀在中国人生命深处，不是靠一味药可以医治的。贿赂在贴上了中国特色的标签之后，其背后是中国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生存的中国人错综复杂的历史、文化、基因、思维、观念、信仰、制度等交织的结果。不进行一场大规模系统性重建，贿赂腐败现象就绝对不会彻底消亡，要么治标不治本，要么死灰又复燃。□刘公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