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使慈善组织回归民间，国内很多省份近年来大力推动慈善组织“去行政化”，取得不小进展。但是，记者近日在多地采访发现，由于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临退休或已退休的官员大量在慈善组织担任负责人，慈善组织“去行政化”难度仍然很大，已成为国内慈善组织建设的一大难点。
    慈善组织负责人多为退休官员
    出生于1954年的原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局长方国平，在快退休的时候转到上海最大的慈善组织——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任副理事长、秘书长，而该慈善组织的会长是由一位退休老干部担任。方国平告诉记者，为了体现“去行政化”，他是辞去原行政职务转到市政协后，再担任现有职务。
    相对于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在“去行政化”上的谨慎举措，内地省份表现得顾虑相对少多了。有一位西部省份的民政局局长告诉记者，由于“僧多粥少”，本地区的慈善组织已很难再安排下老干部担任负责人，这成了他最挠头的事。“很多老干部职务比我高，或是我的老领导，你说叫我咋办？”
    记者采访发现，越是到基层，慈善组织由退休官员“挑担”的现象就越普遍，这在全国已是共同的情况。如深圳有的区社会团体现任负责人，出自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比例高达49％，而上海街道办事处办的一些慈善组织，很多也都是让老干部负责。
    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家良教授告诉记者，据其调查，即使在国内“去行政化”最好的广东省，当地
    政府部门也只是形式上离开慈善组织，但又大多通过退休干部任职的方法造成了慈善组织的行政化。这种隐性行政化的慈善组织，使得国内慈善组织“去行政化”的改革更加困难。
    “去行政化”是否等于“去退休官员”
    记者调查发现，退休干部的大量任职已对国内慈善事业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既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从调查来看，老干部任职慈善组织目前最被社会病诟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任职时多是领导任命，即使有选举也是走过场，使得一些地方的慈善组织成了老干部“俱乐部”；二是募捐时常以行政影响力来影响捐助人，造成“以权募捐”的事实；三是运用捐
    款时缺少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慈善效果差。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卢汉龙说，这些行为都破坏了慈善讲究公开透明、公平竞争的民间属性。从法理上看，退休官员不是不可以到慈善组织任职，关键是这些老干部转到慈善组织后，在使用行政、社会资源时应有法有规，要讲究“公益伦理”。尤其是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后，民间慈善组织大量兴起，现代慈善事业大发展，在慈善组织中如何妥善用好老干部已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上海市民政局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促进处处长谢家琛说，我国慈善事业现在正面临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现代慈善事业要求政社分开，这就需要民间力量发挥主要作用，进一步使现有慈善组织“去行政化”
    慈善组织“去行政化”也不是说就不需要老干部了。记者采访的国内多数专家都肯定了老干部在慈善事业上的历史贡献。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对记者说，退休官员是我国慈善事业宝贵的人力资源，这些人中很多都是社会精英，可以有效弥补我国慈善事业人才短缺的问题。只是要妥善用好这批人才，得先进行制度建设，避免出现公权力向私权力输送利益的情况。
    慈善稳妥“转型”中发挥退休官员“正能量”
    为了在慈善组织“去行政化”的前提下发挥老干部的“正能量”，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多位基层官员和专家建议，国家需用“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方式稳妥改革，解决老干部问题，以使国内慈善事业保持平稳发展。
    在国内慈善组织任职的老干部现在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对于在职干部兼职的这部分人，专家们的意见几乎是一致的，即应全部退出慈善组织，或是辞去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专门任职于慈善组织。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卢汉龙认为，兼职形成的老干部“两栖身份”，已在客观上造成慈善组织的行政化，国家需出台法规明令禁止这种情况；二是对于在慈善组织任职的退休老干部，多数专家建议应采用“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方式稳妥改革。广东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健刚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家良教授等人强调说，这一改革必须是渐进性的，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小阻力。
    对于已在慈善组织任职的老干部，可逐渐改变，慢慢消化。如可规定这些老干部在慈善组织任职的最大年龄，或是规定只能在慈善组织干满一届，再要任职则需参照“新人新办法”进行。（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