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方

　　退休之后的赵忠祥，因为牵手了东方卫视的《舞林大会》越发红得发紫。媒体毫不吝啬地关注着这位老人制造的娱乐风暴，比如他说过的话，比如他舞过的太空步，无不引人关注。有喝彩，当然，也有谩骂和非议。

　　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我向来不喜欢那些动辄以偏好负面想象的习惯去评论某件事情，对赵忠祥这位老人的转身也是如此。虽然《舞林大会》的舞台不像当年他和杨澜共同主持《正大综艺》的那方舞台，在这里他显得木讷甚至有些滑稽，他的声音里也无法散播《动物世界》中的忧思。但这并不妨碍他要做“娱乐圈首富”的热情，他所拥有的“娱乐至死，敢说到底”的信念随意化解了铺天盖地的非议和谩骂。

　　一片喧嚣中，各个电视台的娱乐节目甚嚣尘上，所有参与其中的人似乎都有了“娱乐至死”的勇气，赵忠祥也不例外。弗洛姆曾讲，人的最高需要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在我的理解里，这种实现应当表现为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自如地体验人性中的所有元素和颇具生命张力的两极。娱乐便是其中之一。

　　但对赵忠祥这位老人而言，仅仅用“娱乐至死”来诠释他退休之后的转型是远远不够的。所谓的娱乐只不过是浮华的表征罢了，事实上他现在浸润着的，还是一个不愿脱离或者无法脱离的名利场。在一个资本和传媒时代，行走在名利场上几乎是每一个公众人物的生存状态，谁都无法控制资本与传媒“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的习性。如此情境下，一个人一旦由于某个契机出了名，他在这个名利场的行为轨迹便由此“被动”起来。在赵忠祥从央视退休后所激发起的一阵阵娱乐风暴中，本质上，也有可能是这位老人情愿乐此不疲地奉献着他的“剩余价值”。

　　不妨稍微篡改一下胡纪泽在他《中国人的焦虑》里所说的话来概括当下的人们：“如果分别考察一些人的生活轨迹，就会几乎没有例外地发现，他们的生活已经完全浸泡在名利场这个大染缸里面。他们的每个细胞都浸透了名和利，离开了名利他们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于是，很多人又像被上足了发条的陀螺，被绑在名利驱动器上，随着这机器的惯性身不由己地运行着，奔忙着，就在这身不由己的运行中释放着自己的生命能量。

　　现实的情境不禁让人想起同样是公众人物的苏童。日前，作家苏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能够打理所有的小说，但是无法打理一个名作家的生活。”在剖析写作中的矛盾挣扎时，他语出惊人，“不红不紫是一个作家最好的状态。”

　　在这个处处充满诱惑很多人拼命追逐名利的时代，苏童“不红不紫才是最好的状态”的顿悟反而让人感觉有些“另类”了。苏童说，成为名作家之后，因为不懂得拒绝约稿，使他长期处于一种“透支”状态。而慢慢地当名气又变小了，他自己反而可以安静下来，详细地思考，慢慢形成文字。所以，苏童认为，知识分子也好，作家也好，艺术家也好，他对社会生活唯一拥有的优势是有时间梳理。

　　可惜，这个时代里已经没有多少人能够顿悟到“不红不紫才是最好的状态”。很多人都在拼命实现着自己的价值，努力做到“大红大紫”，他们精神腾飞的标尺和名气有关，和财富有关。当作家苏童因为重回“不红不紫的安静状态”暗自窃喜的时候，不知道他的顿悟能否普度更多被名利裹挟着的人。不能简单评价赵忠祥选择的对与错，但如果扪心自问，在“娱乐至死”的赵忠祥和“不红不紫”的苏童这两类人之间选择一个，你将选择哪一类呢。当你身边所有人都奔突在名利场上时，你还有没有勇气慢下来去体味“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的精妙境界？  (作者系《燕赵都市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