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梁衡在《文章大家毛泽东》中谈到毛泽东的文章时，情不自禁地赞美道：“那种风格、那种语言、那种气派，是浸到骨子里，溢于字表、穿透纸背的，只有他才会有。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青史不绝，佳作迭出。向来说文章有汉司马、唐韩柳、宋东坡、清康梁，群峰逶迤，比肩竞秀。毛泽东算一个，是历史群山中一座巍峨的高峰。”他把毛主席的文章归纳为四大特点：首先具有“磅礴凌厉的气势”，其次是“知识渊博、用典丰富”，再次是“讽刺与幽默”，最后是“通俗与典雅”。这四点概括了毛泽东文章的美学内质。

如果说读完梁衡散文集《重阳》的感受，我觉得这是深受毛泽东文风影响的散文集。若要再具体总结其特点，我以为梁衡的散文也具有与之相似的特点。

首先是具有磅礴凌厉的气势。柳树不像松树那样伟岸，也不如柏树那般坚硬，但在《百年震柳》一文中，一开头作者就写道：“地震能摧毁一座山，却不能折断一株柳。”在描写大地震后柳树开裂的惨状，记述了柳树裂而不倒不死赞叹道：“柳树有一种特殊的本领，遇土即根，有水就长，干旱时就休息，苦熬着等待天雨，但绝不会轻生。它的根系特别发达，能在地下给自己铺造一个庞大的供水系统，远远地延伸开去，捕捉哪怕一丝丝的水汽。它木性软，常用来做案板，刀剁而不裂；枝性柔，立于行道旁，风吹而不折。它有极强的适应性，适于各种水土、气候，也能适应突如其来的灾难。美哉大柳，在人如母，至坚至柔；伟哉大柳，在地如水，无处不有。唯我大柳，大难不死，百代千秋。”

其次是丰富的知识和用典。我曾惊诧梁衡先生在繁忙的政务之余，仍能文思泉涌写出大量作品。在了解了他的生活、工作和阅读经历后方认识到，他不仅有丰富的生活和阅读经历，而且善于积累和运用。《我的阅读经历》一文中，在回忆自己少儿时期阅读甚或背诵大量古典诗词经历后，他坦言：“为什么强调背诗词，就是让这种美感一遍又一遍地濡染自己的心灵，浸透到血液里，到后来提笔写作时就会自然地涌流出来。”“诗歌阅读对我后来写散文帮助很大。当碰到某个感觉、某种心情无法用具象的手法和散体的句式来准确表达时，就要向诗借他山之石，以造成一种意境、节奏和韵律的美感。所谓模糊比准确更准确，绘画比摄影更真实。”比如《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一文，是笔者看到的记述左公柳最为详细、最为丰富、最有深度的散文，他从“中国历史上多是来自北方的进犯，造成北人南渡，无意中将先进文化带到南方。而左宗棠这次是南人北伐，收复失地，主动将先进的江南文化推广到了西北”说起，总结历史“历来的战争都是一次生态大破坏，而左宗棠这次是未打仗先栽树，硝烟中植桑棉，惊人地实现了一次与战争同步的生态大修复。恐怕史上也仅此一例。”继而分析“左宗棠性格决绝，办事认真，绝不做李鸿章那样的裱糊匠，虽不能回天救世，也要救一时、一地之弊。他抬棺西进，收失地，振颓败，救民生，这在晚清的落日残照中，在西北寒冷孤寂的大漠上，真不啻一阵东来的春风悄然度玉门，而那三千里绿柳正是他春风中飘扬的旗帜。”从北人南渡到南人北伐，从李鸿章到左宗棠，从历史上“春风不度玉门关”到近代“三千里绿柳”，文笔贯通古今，涉及北人、南人、李鸿章、左宗棠、玉门关，大起大合，读时酣畅淋漓，读后受益匪浅。

再次是讽刺与幽默。《在一次新书发布会上的讲话》一文文末写道：“过去我在新闻出版署工作，管出书，现在自己也写书，和出版社也熟。出书，特别是领导干部出书，有三种情况：一是书出了没人看，直接化纸；二是书出了，人抢着买；三是，书还未正式出，人就传看、传抄，禁不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读者是检验图书的唯一标准。出版不比新闻，图书不是报纸，不是易碎品。我们搞出版工作的，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以百年计或千年计来看问题，出一些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好书。”善意的讽刺中不乏幽默，幽默中不乏警示。

著名作家孙犁先生提出要写“中国式散文”，不仅是对自己散文写作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对我国散文美学发展规律的重要揭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大事、大情、大理，梁衡先生的散文创作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王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