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重庆梁平县柏家镇中心村的段天安，为了挣钱给八十多岁的老奶奶动手术，前年来到上海打工。大楼起火的时候，据其家人回忆，段天安“还在搭最后两层架子”，结果也遇难了。
    农民工，这是个在火灾中几乎被遗忘甚至被迁怒的群体，事实上他们同样是受害者，同样需要人们的同情与关心。
    一位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即便是门窗施工一个部分，转包环节竟也多达四层。而层层转包、疏于管理，可说是酿成此次灾难的祸首。
门窗施工四层转包
    在胶州路教师公寓718号楼施工的门窗工人有十来个，一半是小包工头自己招来的老乡，基本都是江苏工人;另一半则几乎都是河南老乡介绍。河南籍农民工吴长江说，这种靠老乡一个带一个地介绍工人进工地的办法已经成了非常普遍的招工方式。
    施工前，吴长江他们先接受了十几天的培训。据吴长江介绍，他们虽然接受了一点安全知识教育，但主要还是进行技能方面的培训。
    已经离开上海的吴长江说：“基本上大部分工人都会吸烟。”这一屡次受到居民质疑的行为，对这些持续处于疲乏状态的建筑工人来说似乎很难避免。而且，虽然四处挂着“禁止吸烟”的标牌，但吴长江印象中，实际施工开始后从来没人真正地来管过。“不仅是检查吸烟，几乎很少有人来检查过什么，我们被要求的就是要在工期内赶完，最后质量符合就算过关了。”吴长江说。
    因为接到的要求是必须在春节前赶完工程，施工队也做得很急。工人们每天早上六七点就起床开工，然后一直干到晚上六七点。以此得到的回报是，包工头都会包工人全天的吃住，此外还有每天100元的工资。
    虽然现场门窗施工负责人、中航铝门窗公司员工沈永余说，三幢楼的铝窗施工部分都由上海佳艺建筑装饰工程公司分包给中航铝门窗有限公司，但吴长江却透露，按照约定，他们的工资是由一家叫达达门窗的公司管理。“达达门窗雇了包工头，包工头再找了我们。”吴长江说。他还了解到，达达门窗跟上一层公司签的合同是以每平方米88元的价格拿下的，然后再以不到每平方米35元的价格包给包工头施工，不过门窗由达达公司提供。
    按吴长江的回忆，胶州路教师公寓的门窗工程以每天三四十平方米的速度推进。如果扣去十来个工人每天一千多元的人工成本以及食宿开销，包工头每天能赚两三百元。
遇难工人的艰辛
    在吴长江看来，这种层层转包的做法在他的打工生涯中已经司空见惯了。他的想法很简单，在春节前踏踏实实地把工赶完了，领一笔钱回老家过年。
    这次，这种单调平静的工地生活仅仅延续了13天。11月15日下午，正在脚手架上施工的吴长江第一个看到旁边728号楼开始冒出滚滚的浓烟。吴长江立刻大声招呼了所有还在工地上的老乡，从718号楼上撤出。
    当时正在728号楼26层刷油漆的李新模则未能逃生。
    在一个灯光昏暗的屋子里，李新模的侄子说，五十几岁的李新模来上海已经快20年了，并不是正式的架子工，平时主要工作是打杂，比如在架子工后面捡材料，负责防盗等。“当初出来的时候就是为了赚钱给孩子上学，每年年底都要往家里寄钱。”李新模的侄子说。
    而另一名遇难的架子工段天安家人说，段天安今年42岁，家里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奶奶。和李新模、吴长江一样，段天安原本也是在家务农。正是为了给摔伤腿的奶奶动手术，才在前年来到上海打工。
    家住浦东郊区的段天安，每天早上4点多就要骑电瓶车到施工现场。“姑父是个特别节俭的人，从来没看过他买超过100元钱的衣服。”段天安的侄女回忆道。
    而目睹这场灾难的吴长江还未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就又要面临追讨工资等一系列事项。“用工前从来没人给我们办保险什么的，但出事以后，公司就跑过来给我们补办保险了。”而吴长江所说的达达门窗公司面对工人讨薪也一度有意拖延，最后在工人集体多次上门的压力下才结清了工资。
    拿到工资的当天，怀揣着13天共1300元钱，吴长江连夜坐上了赶回驻马店的火车。才21岁的吴长江，他的未来很可能还将继续在中国各处的工地上打工。对于吴长江来说，这些钢筋水泥混凝土丛林般的工地，不仅是工作场所，往往也是他们生活、居住和娱乐的地方。
    和城市居民一样，吴长江们也亟须在这个城市中有一个更安全、规范的立足之所。 (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