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先生日前语出惊人：“至少在20年之内，‘公平’都提不到优先的地位。”他说，财力无情，效率必须优先，中国没那么多钱搞“公平优先”（12月1日《中华工商时报》）。此言既出，哗声一片。
     周教授一些具体分析，我非常赞同，比如他说，创业和就业是一个社会公平分配的基础，从体制、权力和机会上鼓励创业、投资、就业，并保障公民的财产权，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法律和政策上应当尊重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工薪权，加大农民工的强制社保力度，“财政转移支付的阳光就是不照耀到农村，如果在这些方面落实了对农民的权力，农民增加的收入要比财政能转移的‘阳光’多得多。”
    但是他偷换概念的速度也着实令我吃惊。这边自己刚说完上述关于“起点公平”的内容，那边一转眼又把公平的概念偷换成了“结果公平”：“只有效率才能促进公平，没有效率，没有财富，何谈财富的公平分配！”促进就业，鼓励创业等这些效率范围内的事情在现阶段下必定优先，而财政转移支付等公平分配财富只能是更加注重，但至少目前还提不到优先的地位上。财富的公平分配不能脱离中国目前和将来一个阶段中人口多、土地少、农民多、人均GDP水平还很低这样一个国情和国力。在目前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奢谈公平优先将给投资、创业、就业和国民经济造成巨大的危害。
    别说是一个学者，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我相信没几个人会天真地把“公平优先”简单理解为平均分配财富和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不加节制地向弱势群体倾斜。没有人会想着坐等天上掉钱，也没有人对国家抱着不切实际的公平分配天下财富的幻想，人们所呼吁的只是起码的起点公平。财富的公平分配只是社会公平里的一个小小子集，而且谁都知道，无论在什么社会，完全公平的财富分配都是天方夜谭。周教授熟练地混淆这二者的区别，并且用子集来否定全集，也就是用一个小小的局部来否定全局，不知意欲何为？
    我们今天呼吁公平优先，实际上是对起点公平的重新审视，是对以往“效率优先”的反省。其核心是过程的公平、程序的公平、决策的公平，而不是结果的公平！本来，公平和效率并不是一对矛盾，公平是效率的前提条件。即使按纯经济学的说法，社会公平也是生产力，也是良好的投资环境的一部分。但不知从何时起，可能至少也有一二十年了吧，在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眼里，公平成了阻碍效率的东西，在他们眼里，效率就是GDP！而GDP其实是极不利于缺乏决策民主的第三世界的一个理论陷阱，因为它体现不出GDP增长背后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的破坏。比如一栋房子，你不动它，GDP就是零，但你不经过主人同意，把它强行拆了，补偿给主人一万元（就算一个GDP吧），然后再盖一栋房子，用三万元卖给原主人，这就产生了4个GDP，而社会财富却没有增加，房屋主人却净损失二万元。再比如一个污染企业，它虽然创造了大量的GDP，但它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环境污染和人民健康损失，整个社会的财富是负增长，但后者却没有被计入GDP。
      在决策民主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决策的参与主体很多，决策效率就低，但结果是GDP与社会财富和公民福利的增长正相关；普遍缺乏决策民主的第三世界国家，GDP与社会财富和公民福利的增长却不一定正相关，有时甚至是负相关。之所以说GDP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陷阱和噩梦，原因就在这里。
      君不见在效率优先的旗号下，大量的农田被征走，即将收成的农作物被铲除，许多农民一夜之间流离失所——它没有增加就业，却制造了至少4000万失业农民；君不见在效率优先的旗号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收购”卷走了多少国家财富——它也没有增加就业，却制造了几千万下岗失业工人；君不见在效率优先的旗号下，大量的城市房屋被拆迁，美好的家园没有了，许多人沦为城市贫民；君不见在效率优先的旗号下，大量的污染企业被当作宝贝引进来，它的的确确增加了就业，但是工人那点增长幅度远低于GDP增幅的“低工资优势”，远远不足以抵消污染企业给他们带来的环境、农业和人民健康损失……决策的起点不公、过程不公，就是社会最大的不公。它是国贫民弱的根源。由此导致的民贫民弱，就是所有的社会财富全部都拿来“转移支付”补偿给他们，也不够，因为美丽的、宜居的自然、家园没有了，人民的健康甚至生命也没有了。而美好自然和人民才是国家最大、最根本的财富。
    过去多少年直至今天，我们所谓的“效率优先”实质上已经基本上全面异化为决策的效率优先，而决策效率高反而往往最终变成破坏的高效率，表现在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和弱者权利的侵犯上，尤其如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已经证明：民主决策的边际成本最低，也就是最终效率最高。而民主决策，实际上是“起点公平”、“程序公平”、“过程公平”的基本保证。
    因此，我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效率优先”，鼓吹“公平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