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需要和人性的需求使人们对财富产生追求的动力。现代人已深刻意识到在商品社会“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国家通过政策激励、市场开放和政府让利等方式对农民、工人多年来的辛勤劳动做出一些补偿。一部分个体因勤劳和勇敢，获得了一定财富，成为了万元户。于是便起到了良好示范作用，人们开始效仿他们勤劳致富。可是随后当人们发觉有另外一些个体，通过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通过制假走私能更快更多的获得财富，成为了百万元、千万元户的时候，这些个体行为便有了更大的榜样作用，人们转而争相仿效这种致富方法。
    官本位重新崛起，与各种官老爷的人脉关系成为能否发财的关键竞争力。于是某些干部以及与这些干部所掌控的资源有密切联系的人，成为改革开放的最主要受益者，而且层次越高，权力越大，受益越多。那些私欲重胆子大的干部纷纷做起“以权换钱”、“以钱换更大权”的名利双收的买卖。诸如工程建设、大宗物资采购以及贷款，重要职务任命等领域成为产生百万富翁的温床。同时也成为不良资产增长的土壤。
    “笑贫不笑娼”——社会似乎默许了这种存在。财富不论出处，只有能获得财富无论采取何种方式。上行下效，本事大的大贪，本事小的小贪。有后台的官商结合权钱交易赚国家的大钱，没后台的缺斤短两以次充好赚百姓的小钱。这种不良状态的形成，最初是一些个体个别行为，然而由于社会的纵容，使之成为了一种普遍理象，进而产生社会共振，形成了广泛的群体行为，社会的价值观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公平不再重要，诚信成为摆设，精神家园日渐荒芜，个人的道德操守成了愚蠢的代名词。
    这种示范作用是极坏的，当这些个体通过各种各样的非公正手段获得了财富，他们便以一种合法的身份出现。他们享受着高档的物质消费，获得人们的尊重和羡慕。当他们掏钱时，没有人会在乎钱是从哪里来的。于是人们都希望效仿他们，都希望能通过更便利的手段获得稀有财富，无论是贿赂官员以获得稀缺资源，还是走私贩私损害国家利益，或是上市造假圈钱骗钱，只要能挣钱怎么都可以，这种情况已蔓延到社会的各方面。
    环顾我们的周围，我们发现多数的辛勤劳动者，并非是多数财富的拥有者。人们逐渐认识到勤劳不一定使人富有，如果勤劳能使人致富，应该说每天脸朝黄土背朝天辛勤耕耘的农民，每天汗流浃背辛苦工作的工人应该是最富有的吧。其实不然，他们为数最多但最不富有。他们是丰富物质财富的生产者，但拥有的最少，生活最艰苦。
    权贵资本主义使工人失去了当家作主的地位，在厂长经理负责制名义下，一些应该代表全民经营企业的厂长经理获得了资本家的权力，他们通过各种化公为私的手段一步步将工人们过去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和正在创造的财富据为已有。在权力和金钱的腐蚀下，越来越多的厂长经理忘记了自己的信托责任，以权谋私，结党营私，试图将企业变成他们的私人王国。将公权变成私权，将单位的财产变成自家的私产，什么都可以公款报销，甚至连嫖娼也公款报销。
    大部分的财富聚敛到少部分人的手中，而这少部分人聚敛财富的手段又是非公正的。那么这个社会会树立一些什么样的榜样呢？如果没有一个财富再分配的良好机制，广大下层民众因为没有钱消费而心生怨恨。其结果是国民消费难以启动，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有一句经典的名言：“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并且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