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0月，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孙聪（左）在杭州采访三毛。

这件事情过去几十年了，但一直是我心中的隐痛，一道过不去的坎。

一

1990年12月，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孙聪给我送来一篇稿子，内容是他在杭州开会时遇到三毛，并对她进行了采访。

文章里讲，三毛对贾平凹先生的作品推崇备至，评价极高。她对平凹先生的人和文都有着深情的仰望。说她明年想来西安，到时候请贾平凹借她一辆自行车，陪她去他笔下的商州走一走。

三毛托孙聪带了自己的名片，向平凹先生索要几本书。名片上写着“平凹先生，您的忠实读者三毛”这样一句话。孙聪说他和平凹先生不很熟悉，名片让我代转。转交名片不是什么大事，正好也有一个紧急工作任务，名片就在我的办公桌抽屉里躺了几天。但是我及时编发了孙聪的专访文章《三毛谈陕西》。

平凹先生看到了文章，立刻打电话询问此事。我因为工作脱不了身，就联系孙聪，把平凹先生的电话和家庭住址告诉他，让他赶紧去平凹先生家。

平凹先生立刻给三毛写了一封信，挑选了她喜欢的书，和孙聪一起去邮局寄往台湾。平凹先生对三毛也很欣赏，说她行文行事都带着沙漠上的风声，撒哈拉沙漠的每一粒沙子都和她有神秘的联系。

我和孙聪都很开心。相约等三毛来西安了，我俩做全程报道兼导游。我不仅仅是一名记者，也是贾平凹和三毛的忠实粉丝，他们二人的著作基本每一本都读过。

三毛和平凹先生无论文章还是生活，差异很大，各写各的书，各讲各的故事。三毛光着脚，穿着肥大的袍子在撒哈拉沙漠上奔跑。用她精灵般的文字描绘着撒哈拉沙漠和她的荷西，让无数的年轻人心里温馨，相信爱情。

贾平凹却是大隐隐于市。穿梭于都市的灯红酒绿，却神游于商周的崇山峻岭。写作如同打开自来水龙头，恣肆汪洋。以一年一部的速度，为中国文坛贡献了几十部长篇小说和散文集，声震文坛。

但是他们在精神层面上殊途同归——敏感而孤独、任性而洒脱，不畏世俗，也绝不妥协，流光溢彩，各成传奇。用文字弹拨着高山流水、心有灵犀。

然而，1991年1月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早间新闻中播出：“新华社消息：据香港电视台报道，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昨天在台北荣民总医院自杀身亡……”

晴天霹雳。

三毛去墨西哥后写过一篇游记，专门写到了自杀神。她追着导游问自杀神的详情。导游反问她：“你为什么不去看更大更重要的神，却对这个奇怪的神这么感兴趣？”

三毛不悦，自己返回去研究了一会儿，发现自杀神是自缢在一棵树上。

荷西离世后，三毛写下一段文字：“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读来让人心碎一地。何来人间一缕风，圆她十万八千梦啊。

现在，她以神的方式，重新回到荷西的怀抱。

二

平凹先生一直在推算，三毛收到了他写的信和寄的书了吗，读了没有？“如果读了，说不定就不会自杀了。”

平凹先生说着，幽怨地看了我一眼：“看看，你就是偷了个懒。”我知道平凹先生是因为痛心，随口说出。可是我听了心如刀绞，声泪俱下。

平凹先生挥泪写下了《哭三毛》一文，表达了他对三毛的敬重和失去三毛的痛心。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在三毛离世11天后——贾平凹收到了三毛的来信。

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安排，那天中午，我和孙聪又在一个会议上不期而遇。孙聪神秘地压低声音问我：“好像三毛给贾平凹来信了，不知道真假？”

三毛给贾平凹来信了？怎么可能？三毛离世11天了，怎么会有信给贾平凹？

我心跳骤然间加快。职业的敏感告诉我，这里边藏着一个石破天惊的秘密。我一路狂奔到省作家协会，找到当时的《延河》主编白描先生，直截了当地问：“三毛给贾平凹来信了？真的假的？”

白描先生呵呵一笑，“无可奉告”。这是明显地打发我走，但恰恰是这样一句官话，让我确定了三毛给贾平凹来信十之八九是真的。

实际上，贾平凹收到三毛的来信后，立刻又写下了《再哭三毛》一文。

白描先生是何等聪明睿智的人！他连夜组织作协的人紧急行动起来，联系纸张、印厂、发紧急征订启事——要把贾平凹的《哭三毛》《再哭三毛》和《三毛给贾平凹的信》发一个独家号外，打出《延河》的声誉，说不定还能产生一点经济效益。怀念和纪念三毛，这种做法无疑是高明和完美的。

白描将贾平凹请到作协，派专人陪他打麻将，切断他与大家的联系，从源头上封锁了信息。

三

天大晴着，但是寒风凛冽。从作协后院走到前院，站在白底黑字的牌子下，我冻得直打哆嗦，内心却焦虑得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

谁可以给我一点点信息？突然间灵光一闪：不如直接去平凹先生家里，找他的夫人韩大姐试试。相信美丽善良的韩大姐总能告诉我一点什么。哪怕只说一句话：“来信是真的。”我就可以发新闻了。

白描主编啊，你伏脉千里、密不透风，可我就是一个土行孙，上天入地。你可以将贾平凹“扣”在作协大院里，但不可能去他家里也站一道岗。

踏进平凹先生家门，我也是单刀直入：“大姐，孙聪告诉我，三毛给平凹老师来信了，让我看一下呗。”

这是我琢磨了一路的提问，它带着明确的心理暗示：要让韩大姐下意识地认为我已经知道这个事情，来家里就是求证一下。

果然韩大姐吞吞吐吐地说：“来是来了，可是白描说，不能给外人透露一丝消息。”

我故作委屈地说：“大姐，原来您拿我当外人呀？”韩大姐笑着摆手：“不是，不是。”说着拿出了信的复印件。

三毛在信中说：“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与您的文笔最有感应，看到后来，看成了某种孤寂……这一年来，内心积压着一种苦闷，它不来自我个人的生活，而是因为认识了您的书本……”

最重要的是，三毛的信写于1991年1月1日凌晨两点的雨夜中。她收到了平凹先生寄的信和书，并且开始阅读。离开人世的时候，三毛的枕边放着一本《贾平凹散文自选集》。这让我的心里略微有一点安慰。

信中说她三天以后要去住院做手术，有了不好的病。等她好点，明年的四五月会来西安。因为“您的故乡，成了我的‘梦魅’”。文中说了她对平凹先生的敬仰、自己身体的状况以及后边的打算，丝毫看不出有弃世的迹象。

两位文字圣手，还有谁的语言比他们更传神，更能说清楚彼此内心的感应呢？

没有。必须抄下原文。但是韩大姐睁得圆溜溜的大眼睛告诉我，没有一丝可能。

我装着可怜说：“大姐，能不能让我抄一点点呢？”大姐连连摇头：“不敢不敢，叫白描知道了，肯定饶不了我。”

还是那么灵光一闪。我说：“大姐您看看，急着往您这儿赶，肚子饿得‘咕咕’叫呢。”善良的大姐一听就说：“我去给你煮一碗面。”说着进了厨房。

我龙飞凤舞地将信抄写下来。善良美丽的大姐，请原谅一个职业记者的执着和狡猾。

大姐实实在在煮了一大海碗的面条，调了重重的醋和辣子。我硬着头皮作出狼吞虎咽状，将一碗面强吃硬塞下去，撑得出门都不敢弯腰。

四

回到报社，我给领导做了汇报，立马伏案疾书。领导说：“消息可以写长一点，尽量引用原文。”

我一边写一边叹息：三毛，怎么会这样呢？您不知道您的读者多么喜欢您吗？您不知道人生的路上除了爱情还有很多吗？

给平凹先生写一封信，您都要挑选自己珍存的毛边纸，这么深情、细腻、浪漫的三毛，怎么突然一个转身就走了呢？也或许，这一切都是一个意外。您太想念荷西，想有一个神明帮忙，让您和他互相看上一眼、说几句话。

没想到飘然而至的是自杀神。人间顿然失去了留住三毛的最后一个理由。她决绝地跟着那个神走了。

不，她成神了，为了她的挚爱。驻笔的时候，我的眼睛里涌满了泪水。

发稿之前我动了恻隐之心：这个消息一旦发出去，白描先生的周密计划就要大打折扣。都是朋友，还是仁义一点为好。

我便给白描先生打了一个电话，说我已经看到信了。

白描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不要诈我，我不会上你的当！”我说：“我给你讲一个细节，你自己来判断真假。三毛的字有点扁斜，她的署名是陈平。她家地址写在来信第一页的右上角。”

白描立刻明白坏事了。问我准备怎么办，我说今天晚上要发消息。“你的消息先不要发，我马上来找你。”白描在电话里大声地喊叫着。

省作协距离陕西日报社不到一公里的路。只一会儿工夫，白描就“押解”着平凹先生和韩大姐来到报社。

白描将我写的“本报讯”匆匆浏览一遍，一拍桌子说：“你敢这样发表，我们以后就谁也不认识谁。”

我的领导和白描一番争论后，做出了让步，同意删去多处引文，并且在文末打上“全文请看《延河号外》”的字样。也算是一个互相理解和支持的结局吧。

第二天，《陕西日报》在倒头条位置刊发了我和孙聪联合署名的消息《临终留心言隔海寄孤独——三毛自陨前致信贾平凹》。

这个消息我们首发，海内外媒体纷纷转载引用。此后，三毛和贾平凹的文学神交与友谊成为文坛佳话，流传至今。

我相信世上真的有人能通灵。他们只凭感觉、嗅觉和文字，就可以踏破时空，走进彼此的灵魂。就像花朵可以和太阳对话、月亮可以和河流对话一样。□袁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