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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文化 > 史海·观察 陕西寻北大侧影,觅另一个联大
2021-07-06 13:18:11来源:陕工网—陕西工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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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联大法商学院旧址

  到陕西考察或游览,看周秦汉唐的珍贵文物,乃常规动作,大概所有人都这么做。但作为非本专业的“专家”,此前我多次访陕,除了观赏十三朝古都的众多宝物,还会津津有味地阅读易俗社剧场、西安事变旧址、户县农民画、党家村古建筑群等。这次的观察,依旧别有洞天主要着眼点不在帝京风物,而是大学历史。

  将近一百年前,鲁迅来西安讲学(1924年),那时陕西的高等教育还相当落后,这既是政治经济的体现,也是文化学术的折射。1924年的七八月间,应西北大学的邀请,鲁迅前来西安讲学。鲁迅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创作长篇小说或剧本《杨贵妃》做准备;没想到旅行结束时,计划取消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鲁迅放弃此写作计划,以至于留下了无可弥补的遗憾,害得后人为鲁迅能否写长篇小说而争讼不休。后世的众说纷纭,大都将《杨贵妃》的“不幸流产”,归咎于西安的自然环境、政治氛围以及社会生活。

  今天陕西诸多考古新发现以及博物馆建设,得益于中外学界的通力合作,但本地学者发挥了巨大作用。前几年教育部公布第四轮学科评估,考古学科并列第一的是北京大学与西北大学后者乃陕西文科唯一的A+,这当然是了不起的成绩。

  不仅仅是考古学,经由抗战西迁、三线建设以及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如今的陕西,已演进成高教强省。

  几年前我曾撰文,谈及经由985、211等工程,中国大学两极分化,“当我们观赏北大、清华高歌猛进的时候,必须回过头来考虑这些非211大学的艰难”(《内地/香港互参: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9期)。这次陕西采风,我联系了宝鸡文理学院及位于汉中的陕西理工大学,为这两所大学各做一专题讲座(前者临时添加一场师生座谈)。

  北大侧影

  我不是校史专家,但在“百年中国”的叙事框架中谈北大,或者说“将北大置于教育史、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的脉络中来考察”,是我的学术兴趣之一。

  多年前,为《鲤鱼洲纪事》撰写题为《回首烟波浩渺处》的前言,提及北大档案及出版物中涉及“鲤鱼洲”故事时,也有“北京大学江西分校”或“北京大学江西试验农场”的提法,但我主张直截了当地承认:这就是北大的“五七干校”。因为,只有将此举放置在当初的“干校”潮中,才能理解众多蹊跷之处。1969年10月,北大前往江西鲤鱼洲的2037人,全部是教职工及家属;去陕西汉中的1247人,其中教职员工440人,学生807人(参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第68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关注北大汉中分校此乃真正意义上的办学,与鲤鱼洲的“草棚大学”不可同日而语。

  1964年下半年,根据中共中央加强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北大开始在陕西觅址建分校,最后敲定了汉中秦岭南麓。第二年8月,“653”工程破土动工。1966年,北大力学系、技术物理学、无线电电子学系一年级(65级)学生及授课教师来到653工地,边劳动边学习;1969年因国际形势紧张,此三系大部分师生疏散到已基本建成的汉中分校,开始正式的教学与科研。1978年4月,中央批准北大迁回,第二年完成移交,校舍及部分教职工并入新筹建的陕西工学院(日后与汉中师范学院合并,组成今天的陕西理工大学)。据《情聚“653”北京大学汉中分校纪事》(庞桥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记载,在北大汉中分校工作和学习的师生,日后成为院士的有胡济民等十位,先后出任北大校长的是周培源和陈佳洱,此外还有三名副校长,可谓人才济济(第3页)。在这册公开刊行的北大汉中分校纪事中,我最喜欢的是后来任北大常务副校长的王义遒的《褒水连城的记忆》以及钟云霄的《在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地方》。前者从最初陪周培源前来选址,一直讲到:“1979年春节后,我将该交代的都交代给了前来接管的陕西工学院代表,然后,怀着依依不舍和深深眷恋的心情,告别了青山绿水、遍地黄花的汉中、告别了曾经付出了十年心血的‘653’,告别了褒水、连城!”(第50-55页)后文作者随夫君胡济民在鲤鱼洲劳动两年,好不容易熬到农场撤销回北京,“但技术物理系已经到了汉中,我们也就来到了汉中”。此文有很多精彩的细节,尤其是结尾:“在北京大学校园里,任何地方(‘653’人很多都老了,因此常常是在校医院里),偶尔两个人碰见了,就会出现这样情景:‘啊!你去过653?’‘是啊!你也去过?’‘是啊!是啊!’两个人好像是他乡遇故知似的,握手畅谈起来。”我未曾目睹此类情景,但我很能体会这种心情。

  有此因缘,北大人对陕西理工大学另眼相看,时常接受教师进修,或派人前来讲学。但这种感情,主要体现在理科院系,人文学者极少关注。我因关注校史,深知道路曲折与前辈艰辛,故特地前来参访。那天,在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原北大汉中分校旧址、现陕西理工大学北校区。刚进校门,迎面就是周培源塑像和他1988年题写的“陕南学府,士子向往;精心培养,国家栋梁”诗碑,当然要下车拍照了。众多灰砖建造的四五层宿舍楼,很像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北大校园。正对着大道的办公楼,如今是理科实验楼;穿过楼道,上几级台阶,就来到跟北大一模一样的阶梯教室。教室里正上课,主人指着墙上那块上书“西阶”二字的蓝色牌子,告知那是北大旧物。大道两旁众多苍翠的雪松,一旦大雪纷飞,当年的北大人必定“且认他乡作故乡”。

  参访北大汉中分校,在我计划之中;拜谒三沈纪念馆,则完全出乎意料。因为,虽读过不少北大“三沈二马”的相关文献,但受“某籍某系”流言(抱怨上世纪20年代北大中文系里浙江人专权)影响,我想当然地认定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兄弟乃浙江人。当年他们在北京学界的交往及活动,确实容易给人这样的印象。其实,周作人早就提到“他们虽然本籍吴兴,可是都是在陕西长大的”(《知堂回想录》第41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都怨我读书不细。汉阴县的三沈纪念馆里,陈列着沈尹默手书《自述》,开篇就是:“我是浙江省吴兴县竹墩村人,但我出生在陕西兴安府属之汉阴厅(1883年),一直到二十四岁才离开陕西,回到故乡来,住了三年。”虽然日后移居原籍吴兴、讲学杭州乃至扬名北大,但沈尹默的国学根底以及书法造诣,是在汉阴这座陕南小城奠定根基的。

  安康市汉阴县居汉水中上游,北依秦岭而南靠巴山,人口才30多万,经济上并不宽裕,竟大张旗鼓地筹建三沈纪念馆,并开展专门研究,这点很让我感动。纪念馆重建于三沈早年读书生活过的汉阴书院和江南会馆旧址,主展馆是江南庭院风格,正厅摆放着三位先生的汉白玉雕像,上悬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手书的“嘉惠学林”匾额。展品基本上都是复制品,但解说词写得很认真,看得出是下了功夫的。

  另一个联大

  提及“联大”,很多人想当然以为是特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不会意识到同时期还存在着另一个“联大”那就是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我应邀为张在军著《西北联大:抗战烽火中的一段传奇》(北京:金城出版社,2017)写序,有这么一段话:“从奉命西迁,三校(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合一,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到翻越秦岭,移师汉中,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这一段历史线索清晰,很好叙述;比较难说的是‘解体’与‘复员’这两个关节点。”(《抗战烽火中的一段传奇》,2017年4月19日《中华读书报》)在我看来,今天表彰西北联大,不能仅限于打抱不平或颠倒时论,必须直面这么一个残酷的事实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九年一贯不同,真正完整的拥有六个学院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存在时间只有三个多月(1938年4月-7月);随着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的“挥手自兹去”,余下的四个学院也只维持了一年多。1939年8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正式解体,此后便是“五校分立,合作办学”的阶段。这也是西北联大难以声名远扬的重要原因即便各校合作无间,毕竟已各自独立门户。

  西北联大之所以很快解体,政治因素及人事纠葛外,还涉及所在地物资供应能力,这是我当初阅读档案的感觉。抗战中众多大学内迁,既给西部地区带来了文化知识与先进技术,也给大学所在地民众增添了很多麻烦最直接的便是物价飞涨。相比西南联大设在省会城市昆明,西北联大办在汉中城固县,经济压力可想而知。城固是陕西省“历史文化名城”,境内名胜古迹甚多,但经济实力不行,直到2020年才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推想八十年前,因战争缘故,西北联大这么个临时组合且建制复杂的庞然大物突然涌入(四个学院在城固,另外两个分设附近的勉县与南郑),各种内在矛盾与外部摩擦绝难避免。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旧址属于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且入选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2020年),保护内容包括西北联大法商学院旧址、西北联大工学院旧址和大成殿建筑,都在城固县域,但分属三地。

  午餐后,一到位于城固一中校内的西北联大法商学院旧址,众人马上欢呼与惊叹。这是一座回字型两层阁楼,建于1914年,砖木结构,坐北朝南,中间花园立有“城固县立中学创办”小石碑,两边是学生及教师宿舍,陈放着几个刻着“西北大学”字样的木头柜子。旧址是整修过的,但此前长期作为城固一中教师宿舍使用,整体结构没有变动。陪同参观的主人之一因妻子在城固一中教书,也曾长期居住于此,告知孩子就在这里长大,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博士学位,现任教于香港某大学。本地人都说,正因有西北联大的福佑,作为省级重点中学的城固一中,这些年走出了不少青年才俊。

  告别西北联大法商学院旧址,出县城,走高速,半个多小时后下高速,在崎岖不平的乡道上颠簸了好一阵子,才来到古路坝村的西北联大工学院旧址。光绪十四年(1888年),意大利神甫安廷相任汉中教区主教,开始在此置地建堂,日后成为西北五省最大的天主教堂之一。抗战中被借用来办学,周边新建了好些学生宿舍。时过境迁,现仅存主教公馆及修女院残迹,前者也是回字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左右各十三间厢房,窗沿用汉白玉或青砖雕镶,天花板上绘有西洋画;后者因年久失修,只留下残垣断壁,靠几根木柱坚强地支撑着。墙门上有“城固县古路小学”字样,配合周边的芳草萋萋,记录着生命沧桑,颇为摄人心魄。□陈平原




责任编辑:宁黛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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