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家的符号，是亲情的见证。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从那时起，亿万农民从农村走进城市，投身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恰逢刚刚恢复高考，几千万学子踏进异乡高校校门，由此迎来人生际遇重大拐点。
一头挂着梦想，一头是乡愁。春节，在外打拼的游子和莘莘学子们最深的情感寄托就是“回家”。民工流、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每年的春运作为“全球最大规模的短期人口迁徙”，只是其中最具象征性的现象之一，既浩浩汤汤，又牵动人心。
中国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从经济发展受交通瓶颈制约的国家成长为交通大国，应对春运的能力和水平今非昔比。40多年春运变迁，留下的是许多的记忆。
记忆一：消失的小站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安到兰州和成都分别往返一趟441/2和443/4次旅客普速列车，逢站必停，每逢旺季，列车爆满，方便了西安到兰州和成都铁路沿线居民的出行，也带动了沿线厂矿企业和农村的经济发展。以当时的马嵬坡火车站为例，逢列车进站前旅客放行时，站台上便站满了等待上车的旅客，那个时候，其它公共交通工具还没有发展到马嵬坡这个小站，更别说私家车，周围十里八村的居民出行就靠这2趟小慢车。特别是到了春运以及当地特产蒜苗、蒜薹、大蒜、辣椒及手工业等农产品收获季节，更是迎来了一波又一波批发商，那个时候的马嵬坡火车站更是人头攒动，甚至有人说车站就是一个“小香港”。单说车站候车室外的广场车水马龙：卖茶水茶叶蛋的，开小卖部摆小人书摊的，开旅馆小餐馆和一些卖瓜子卖烧鸡的游商都把钱挣了。
图1：上世纪末，人头攒动的西安火车站广场1
图1：上世纪末，人头攒动的西安火车站广场2
据当时马嵬坡火车站客货运主任胡树林讲，西安铁路（分）局每年下达给马嵬坡车站的客货运收入指标，车站在春运期间能完成一半，到6月份之前，就能够超额完成。
但随着公交车、货运车、私家车等交通工具的迅猛发展，交通越来越发达，人们出行更方便，像马嵬坡这些四等小火车站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小站开始没落，客货运淡然。马嵬坡火车站还算是幸运的，虽然不办理客、货运输，但至今车站还存在。像罗鼓村等一些小火车站却被彻底拆除关闭。魏占荣是西安铁路公安处武功（现改为杨陵）车站派出所驻罗鼓村火车站最后一任警务区民警，已经退休多年的他得知罗鼓村车站拆除关闭时，黯然泪下，毕竟自己在这个小站工作生活了数十年直到退休，那份情还是难以割舍，毕竟再去重访故地，罗鼓村这个小站已经成为历史。
记忆二：闷罐车
“我印象很深，年轻的时候从宝鸡到西安办事或者走亲戚坐火车需要花将近6、7个小时，快一点也得4、5个小时，特别是遇到春运车上到处挤着人，堆着行李，去趟省城成了一种‘奢侈’。”宝鸡建筑段即将退休的业务员唐宏哲说，“高铁通了后，只需1个多小时就到西安，去西安办事的频次也增加了，感觉我都是西安人了，也真切地感受到中国的交通发展越来越好，道路越来越宽。”
《消费者导报》高级记者庞建华曾采写过一篇反应春运期间西安开往广州列车的长篇通讯《南下的列车》，文章有段描述：“一个小小的列车厕所，挤进了11名旅客，像罐头盒里的沙丁鱼，密密匝匝，全都透不过来。”的确，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运力大于运能即求大于供。无奈之下，铁路部门加大增开列车力度提高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长途旅客。
加开长途旅客列车谈何容易，列车工作人员可以从铁路内部其他单位调剂出来，甚至临时招用，但运行的列车车厢是有限的。西安至宝鸡常年运行的531/2次列车，解决了西安至宝鸡铁路沿线居民出行难的问题，也为沿线经济发展注入活力，解决增开长途旅客列车需要征用客车车厢，但又不能取消像531/2次这样的短途列车，怎么办？
短途旅行毕竟时间短，春运期间将短途旅客列车车厢投入临时加开的长途旅客列车，那些长途旅行的旅客起码“少受罪”，于是像531/2次这样的一些短途列车车厢被“闷罐车”取代。
闷罐车又称代客车，是利用铁路货运棚车代替客车车厢运送旅客的车辆。使用闷罐车运送旅客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在铁路客车车辆数量不能满足大规模人员输送的情况下产生的。“闷罐”代客车每辆车体外都有“人”字型标记，表示可以供人乘坐，车辆内部大都是木墙木地，车窗能通风换气，同时车辆顶部有烟筒口，可安装火炉（火炉底部是一个大钢板用以防火），能保证旅客取暖。每节“闷罐车”配有一把木质扶梯，列车到站，列车员将木梯放下，旅客乘降完，列车员再将木梯收起。
当年工作人员对“闷罐车”有好几种叫法，诸如大篷车、大鹏车、闷罐子等等。
郭建社是西安铁路公安处西安车站派出所一名退休民警， 工作期间一直在铁路公安保卫工作第一线。从绿皮车（闷罐车）到“和谐号”，再到现在的“复兴号”，他在一线工作中感受到了铁路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从蒸汽、内燃机车到现在的电力机车和动车组列车，春运旅客出行更加高效便捷。”
图3：上世纪末西安至宝鸡的闷罐车
记忆三：逃票者
污手垢面，漆黑黑的。蔡家坡车站派出所民警贾建超从一辆拉煤的货物列车上清理下两名扒车人员。
“你是哪里的？”贾建超问其中一位。
“我是刚果（甘谷）的。”地方方言口音比较重。
乖乖，外宾啊！
“你是哪的？”贾建超问另外一位。
“一搭的（方言：一块的）。”地方口音也很重。
“意大利的？”贾建超耳朵都竖了起来，但他怎么看这两个人也不像刚果和意大利人啊。
请到派出所，待洗去脸上的黑煤灰，贾建超这才看清两人的真实面目。仔细询问，原来二人系甘肃甘谷人，为省路费钱一路扒乘货物列车到陕西。
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生在蔡家坡火车站的一个真实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省钱逃票现象是比较严重的。
“我印象中当时普集镇（现武功火车站）到兰州一张普通客车硬座票价是10块钱，当时大多数工人收入也就是六、七拾块钱，上百块钱的不是很多，为省钱，逃票现象确实严重。有的旅客怕在客车上逃票被查罚款，索性就扒乘货物列车，很危险的。”原普集镇火车站客运工作人员冯爱群告诉记者。
随着铁路查漏补收力度的不断加大和铁路建设的快速发展，进入本世纪，逃票现象又出现了新的特点。2019年12月26日18时许，汉中车站派出所接到车站工作人员报称：有旅客在出站口尾随他人强闯闸机出站。值勤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在出站口将郭某查获。经了解初步得知，郭某今年37岁，是汉中市汉台区人，他于当日在西安通过手机网购一张D1943次西安北站至阿房宫站车票。为逃票乘车到汉中，刻意躲避检查，在进站后将车票改签为稍晚的D6869次列车同样乘车区间的车票，且在D1943次列车上有意躲避列车工作人员检查，未进行补票。在出站时假装刷身份证，尾随他人强闯闸机。随后，民警通过调取郭某乘车记录发现，自去年6月份以来，他以类似手法乘坐动车恶意逃票高达24次。在证据面前，郭某承认了自己逃票的违法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郭某在补足逃票票款共计3183元后，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罚款1000元的处罚。
2019年7月，全国铁路公安机关开展“平安站车路、金盾护你行”专项行动，西安铁路公安处治安支队围绕“买短乘长”恶意逃票等突出违法行为，组织辖区各较大客运站派出所先后查获以“买短乘长”形式恶意逃票案件11起，恶意逃票共计150次，涉及金额20000多元，11名违法人员全部行政拘留，并通报铁路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在一定期限内限制其乘坐火车。
逃得了一张火车票，却逃不掉长期的社会文明。逃票现象提示人们，逃票，终究逃不掉文明，最好的文明，是无人值守下的自觉。
图4：为逃票，爬上列车顶部，极危险
图4：为逃票，爬上列车顶部，极危险2
记忆四：乞讨者
上个世纪末，在火车站广场、售票厅、候车室、列车上，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捡拾讨要人员。
杨陵车站派出所民警张勃轩将捡拾讨要人员大致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以捡拾讨要为生，把车站这个码头当成自己的“家”，这中间包括精神有智障者、家庭矛盾产生者，也有确实被生活所困不得已而为之者，但极为少数；另外一类是中小学生离家出走，流落火车站。
第一类人员大多以中老年为主，一卷铺盖，一个瓷碗，饿了，四处转转看看有没有旅客吃剩下的，实在没有就在垃圾桶拨拉拨拉。困了便席地而睡，遇到候车室旅客少，还能在长条椅上展展腰小憩一会。这类人员 大都自己有一定的“职业操守”：他们讨要的时候，旅客给了就接着，不给也没什么埋怨的，同样鞠个躬，转身再走。
铁路部门管这类人员叫“大侠”。之所以叫“大侠”，是因为他们难以管理，警察来了他就跑，警察走了他又来。犹如健康人体肤上长了块牛皮癣，抹点药就好，不抹药，牛皮癣马上泛起。上世纪处理一般的捡拾讨要人员，无非两种形式，收容教养和送往救助站，但效果甚微。铁路公安将其送往救助站，民警返回路上吃了个饭，待赶回火车站发现被送往救助站的乞讨人员又回来了。原来，刚被送进救助站的乞讨者趁工作人员不备，跑了出来，搭乘顺路汽车到的火车站，所以比民警还快。还有一些乞讨者，到了客流淡季，乞讨不到吃的，于是“捣鸡毛”滋事，然后被行政拘留,拘留多少天，这些乞讨者自己心里很明白，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乞讨不到吃的，到拘留所待几天，有吃有喝。
进入腊月，寒假临近。每年这个时候，孩子们的假期安全就格外牵动人心。以2017年为例，西安铁路公安处在铁路沿线车站找回17名离家出走的中小学生。如果不及时把孩子送到父母身边，他们只有在社会上继续游荡。孩子缘何离家出走，主要是考试成绩欠佳、和家长出现思想分歧及对外界认知所产生的叛逆心理、迷茫心理和好奇心理。西安市新城区教育局韩飞告诉记者，不管哪个年代，父母与处在青春期孩子的沟通上都会存在一些问题，“在青春期孩子与父母的关系中，并不存在谁对谁错，父母关心孩子的成长，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渴望独立和摆脱父母的束缚，都无可厚非。”在与大量青春期孩子和父母接触的过程中，西安电机子校校长邵炳华发现一个现象：其实每个孩子都渴望成功，只是方法不对，方向不明，孤立无援，才屡屡受挫，“我们要善于发现孩子的天赋，看到他们的长处，让孩子正确理解家长、老师的意图，明白家长和老师对他们的期望，运用正确的方法表达自己的意见，遇事冷静思考，不义气用事。”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家庭对孩子心理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加之相关部门的综合治理，列车捡拾讨要现象逐渐成为过去进行时。
图5：火车站广场的乞讨者
图6：上世纪末火车站的流浪儿童
图7：上世纪末，西安站购票队伍排到了火车站广场
记忆五：票贩子
回家的路一票难求？车站候车室、旅客列车上堆满蛇皮袋、方便面味儿四处溢漫着，……这是以前人们对“春运”的印象。
“那个时候，出差买个火车票那个难呀，求爷爷告奶奶到处找熟人。”陕西省兴平市桑镇供销社业务员温家启回忆当时的情景，“真不如找个票贩子加点钱买张票，咱既不用找人落人情，也不用排队受罪。可问题是 有时候咱连票贩子的影都找不到。”
的确，火车票曾一度让人欢喜让人忧！为什么年年打击年年有？上世纪90年代末，铁路逐渐形成了民工流、学生流、旅游流和探亲流。春运期间，这四大客流相互叠加，旅客日发送量高于平日好几倍，加剧了车票的供需矛盾。铁路部门虽然采取了停货保客、停短途保长途等措施，并调集大量车底到重点地区，加开大量临客，仍不能满足旅客需求。票贩队伍也随季节膨胀和收缩，在春运期间倒卖紧俏车次的火车票，巨大的利润让一些人趋之若骛，不惜冒罚款、拘留，甚至被判刑的危险。客流高峰期间，平时在火车站周边擦皮鞋、打小工的、为旅馆拉客的、卖茶水茶叶蛋的、卖报纸的都有人加入倒票大军。
据已经退休的西安铁路公安局治安管理处原处长王连顺介绍，尽管警方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但对票贩子很多时候更显得无奈。根据当时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当时是条例），对抓获的票贩子一般有三种处理方式：治安处罚、劳动教养和移交司法机关。前一种方式用的最多，大多罚点钱、行政拘留几天就放人。劳动教养只针对那些倒票数额大、而且有前科的票贩子。真正移交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更少，而且仅倒卖车票而没有其他犯罪行为的话，最多只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对大多数票贩子，警方只能抓了放，放了抓。
关于治理票贩子，铁路公安曾一度抓反复、反复抓。
为有效打击票贩子，近几年铁路警方持续开展“猎鹰战役”，对票贩子进行集中围剿，实施精确打击。以西安铁路公安处为例，根据历年来票贩子的活动规律和票贩活动不断呈现出的新动向、新特点，在“猎鹰战役”行动中从沿线派出所（队）抽调“生面孔”民警，划分西安、宝鸡等战区，各单位主要领导亲自负责，加强战区组织领导，明确包保分工，进一步细化行动方案，实行“网上追、网下剿、面上控、点上打”等给予票贩子以重创。
一方面，铁路公安加大对票贩子的精准打击力度使票贩子无处遁行；另一方面随着中国铁路建设的迅猛发展，以及铁路部门在春运期间实行动车组重联、增开临客、高铁、动车组实行公交化运行模式，让老百姓购票、乘车更加方便，票贩子自然而然就缺少了生存的土壤。
“现在好多了，买票再也不用求人帮忙了，也不用排长队了，不出家门网上就能订到火车票，而且火车上干净舒适多了，出行环境特别好。”陕西兴平市桑镇供销社业务员温家启如是说。
走进新时代，中国春运因为有全世界最大、最完善的高铁网络，运力供给更给力，运输组织更高效，旅客体验更美好。 加之广大铁路民警和铁路员工用汗水、责任、担当 守护着春运回家路，旅客出行由此进入了平安、有序、温馨的崭新时代。
春运在变迁，时代在进步。当中国铁路和中国春运走到今天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向上的变迁还在继续，春运的记忆，只是一段通往明天的崭新道路。
图8：民警郭建社（中）抓获票贩子
图9：民警抓获票贩子
图10：上世纪，票贩子被公开处理
文/图 刘卫国
责任编辑：陈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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