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回避，目前，中国的上访人数日见增多，这是个事实。这个事实为什么会发生，如何解决才是问题的关键。
　　据查，引起上访的主要原因是房屋拆迁、土地占用、下岗失业、环境污染、黑社会横行、政府乱收费等等。看来，上访大军形成的主要根源是行政管理问题。
　　本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即行政相对人）如果对行政管理有不同意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一般情况下，行政相对人可以有如下救济途径供选择：
　　1、申请上级行政机关复议；
　　2、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3、对行政复议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比如房屋拆迁案件，如果公民对拆迁补偿不满意，有权拒绝与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合同。这样，拆迁人就会向房地产管理部门申请行政裁决。如果公民对该行政裁决不服，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提出复议申请，也可以直接以裁决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对一审法院判决不服，可以向上一级法院上诉。尽管这法律程序清楚明白，也便于操作，可在实践中，为什么公民对行政行为怨声载道，却很少有人去复议，更少有人去起诉呢？而非要选择那条危险而又充满艰辛的上访之路呢？
　　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毫不夸张地说，就找到了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就会推进法治建设。
　　首先说行政复议。大部分公民，一旦明白了行政复议是怎么回事，脱口就说“官官相护”，因此，除了法律设定的复议程序前置的特殊案件之外，几乎找不到行政复议案件。这等于宣布《行政复议法》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其次谈行政诉讼。行政诉讼俗称“民告官”，但典型的行政诉讼历史极短，应当从1989年4月4日我国制订的第一部《行政诉讼法》起算。这也就难怪我国公民对行政诉讼感到很陌生了。其实，自秦汉以来，中国的司法就一直处于行政的统治之下，渗透着浓厚的“官本位”思想色彩，缺少民主法治、官民平等思想的光辉，从未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一个现实是，中国百姓有几个不怕官的，有多少人一见到官就两腿发麻，浑身打颤，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找官解决事情的，因为他们清楚，小民一进大堂，官员就要制造威势，就要给小民过堂，各式刑具就派上了用场。这个意识正象拉马克“获得性能够遗传”理论所证明的那样，经过国人的代代相传，已经深入国人人心、血液、脊髓。再加上对行政诉讼的陌生感，公民对“民告官”自然就有与生俱来的恐怖心理，遇见法律问题，脑子里立即闪现出“官官相护”的丑恶、官员凶神般的狰狞、小民的鲜血和鸡食米般的叩头等等场景。有了这样的理念，哪敢直面相对法律，只有避之犹恐不及了。
　　再次，公民没有建立起对法律、法院、法官的信任。据查，我国成年公民直接参加过诉讼的比例小的可以忽略不计。而没有参加过诉讼，对法院、法官和法律就没有直接的感受，全然是道听途说的印象。这些印象除了反映公民法律意识淡薄、普遍轻视法律，注重人情，注重金钱贿赂之外，进一步加深了公民对法律、法院、法官的不信任。
　　这怨不得公民，事实上，我们的司法也确实存在腐败现象，存在着立案难、迟延判决、判决不公和执行难等问题，尤其是行政案件，行政干预司法现象很普遍，从立案、判决到执行，每一步对公民来说都充满艰辛和风险。而法院呢，从立案到执行几乎步步请示，否则就是劈头盖脸的麻烦，因为被告是行政机关呀！权大于法呀!
　　如此这般，公民还能真心实意地拥护法律、依赖法律吗?
　　既然官没有建立起对民的信誉，民也就无法建立起对官的信誉，反之亦然。既然公民没有充分的理由信任上级行政机关而依法提出行政复议，既然公民缺乏法律理念，没有足够的事实让他们信任法官的公正性，那么，一旦出现官民情绪对立现象时，公民将会用什么方法解决呢？这时的公民想到的就是祖宗遗传的办法，也是从三皇五帝到如今老百姓一直信赖的道道——三五成群，成群结队，找高官上访，这无疑还是清官思想作祟的结果， 是公民无可奈何的选择。于是，经过千辛万苦，中央派出专项调查组。
　　这何时是个尽头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可谓难矣!　　　　　　■闵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