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官司胜诉两年依然无法上班　人大工会多次干预单位置若罔闻
                     工人高勤手执胜诉判决为兑现发愁
    四十三岁的工人高勤这些年整日奔波在法院、媒体和单位之间，可他怎么也想不通十年前单位无端将他除名，为了讨回自己的劳动权利，艰难奔走终于打赢了两场官司，捧回了胜诉判决，但单位面对法院的生效判决依然阳奉阴违不予履行，让他徒生无可奈何之感。
　　8月27日下午，手捧难以兑现的法律“白条”，高勤向记者倾诉了他的遭遇——
　　荒唐奇闻：“承包者”被除名七年后方知晓
　　1977年下乡返城的高勤，被招工到西安市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三桥经营部工作。1987年单位改革经营管理，他与单位签定个人承包合同书，规定每月向单位交50元承包金，在本单位经营执照规定范围内自购自销，单位则负责缴纳养老、医疗统筹等费用。
　　当时这种承包，实际上是企业为减轻负担而实行的一种生产自救措施。由于设定的经营范围等因素限制，每日辛劳仅能勉强维持生计。1991年12月，他为求生曾应单位要求写申请要求停薪留职另谋出路，但由于双方对上交钱数过大未达成一致，几次要求上班未获批准，故一直按与单位签定的合同执行。他向领导汇报由于无法经营要求上班，当时的经理吴某对此批示：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交清承包金。
　　然而，到了1994年7月，单位却作出了对高勤除名处理的决定，理由为高勤缺乏组织纪律观念，既不办理任何手续，又不到岗上班、讲明理由，因而违犯了单位的所谓“职工奖惩文件”。但这一处理决定却一直未告知高勤本人。
　　2001年3月，当高勤再一次要求回单位上班时，方从现任经理陈建华口中获知单位早在7年前已将他除名。而在这其中七年里，他多次到单位而居所与单位家属院也仅一墙之隔，却从无人告知这一消息。为此，他找到单位被置之不理。无法接受之余，2001年6月，他向西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提出劳动仲裁，要求撤销除名处理决定、恢复公职，补办一切职工所享有的各项福利、养老、医疗统筹等待遇。然而令他失望的是西安市劳动仲裁委却作出了市劳仲不字(2001)第035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
　　挺身维权：两上法院赢得官司
　　万般无奈之下，高勤只得再次依法维权，他将西安市农资总公司三桥经营部告上了西安市未央区法院。令人欣喜的是未央法院开庭审理后，查明了事实。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被告方虽称多次派员、发函、催原告办理有关事宜，但未得到答复之事实，未向法庭提供证据。被告以原告组织纪律差，不办理任何手续为由，将原告除名的决定无法律依据，且未告知原告本人为由，支持了高勤的诉讼请求，撤销对高勤的除名处理决定，恢复对高勤的职工所有待遇，并由单位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未央区人民法院2001年12月以未民初字第586号判决书判决高勤胜诉后，西安市农资公司三桥经营部不服，仍以高勤曾拖欠所谓的“停薪留职费用”等同样理由上诉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由于原审判定认定事实清楚，2002年5月20日，西安市中院终审判决驳回了三桥经营部上诉，维持原判，并承担诉讼费用。
法律白条：苦恼人遇苦恼事
　　官司打赢了，高勤笑了，可他没想到自己笑得太早了。他找到单位，单位领导先以“等几天、过几天”为由推脱。抱着不敢得罪单位保住饭碗的思想，他风雨四季不计其数地到单位要求执行判决，但总是没有下文。
　　在跑了不计其数路受了无数次冷遇仍无法落实后，高勤只得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未央区法院在执行中也做了不少工作，给单位讲政策，但就是得不到解决。高勤无奈又走上上访之路，他到西安市人大、西安市总工会及主管上级西安市供销社。西安市人大曾批示此案为“典型的抗法案件”转区人大督办，市工会和供销社也多次过问，西安一家媒体内参上也刊发过此情况，但三桥经营部就是顶着不动。
　　也许是迫于各方关注，2004年6月10日，当高勤又一次到单位要求履行判决时，三桥经营部发给他一纸通知，上称“为了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履行判决义务，我单位已为你恢复了公职及相关待遇，现通知你即日前来办理相关手续”。可实际上所谓的“恢复公职及待遇”只是一纸空文，在双方劳动关系完全明确的情况下，单位既不订立劳动合同，又不安排具体工作，也不发分文工资。而高勤则因与单位劳资档案关系，无法在其它单位工作获得收入，更无法享受社会救济。他只能几乎每天从城东赶到城西走二三十公里路，等待着安排工作。
　　更为不可思议的是2004年7月15日，三桥经营部在生效终审判决生效两年零两个月之后，又将高勤告上未央区法院，要求承担已明文判定的养老保险金达16262.16元，而按照现行法规，职工个人根本不应该承担由单位缴纳的那部分养老保险金。而且置两级法院认定于不顾，依然认为高勤的身份为该单位“停薪留职人员”。而未央区法院这次居然就立案受理了此案。
　　8月30日上午，记者电话采访三桥经营部的经理陈建华。他对相关问题避而不答，只是称此案进入法律程序，等判下来再说便挂断了电话。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说过一句广为传颂的话：迟到的正义等于非正义。为了一桩十年的荒唐除名案，高勤奔波四载虽赢得了官司，但依然一无所获。倘若庄严法院判决两年多了仍停留在纸上难以兑现，那么对于如今这位处于弱势群体的一介工人，这张“法律白条”又有什么意义呢?
　　　■本报记者　郝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