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离世前致信贾平凹背后的故事
日期:2024-09-30   来源:陕工网—陕西工人报

1990年10月,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孙聪(左)在杭州采访三毛。

 

这件事情过去几十年了,但一直是我心中的隐痛,一道过不去的坎。

1990年12月,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孙聪给我送来一篇稿子,内容是他在杭州开会时遇到三毛,并对她进行了采访。

文章里讲,三毛对贾平凹先生的作品推崇备至,评价极高。她对平凹先生的人和文都有着深情的仰望。说她明年想来西安,到时候请贾平凹借她一辆自行车,陪她去他笔下的商州走一走。

三毛托孙聪带了自己的名片,向平凹先生索要几本书。名片上写着“平凹先生,您的忠实读者三毛”这样一句话。孙聪说他和平凹先生不很熟悉,名片让我代转。转交名片不是什么大事,正好也有一个紧急工作任务,名片就在我的办公桌抽屉里躺了几天。但是我及时编发了孙聪的专访文章《三毛谈陕西》。

平凹先生看到了文章,立刻打电话询问此事。我因为工作脱不了身,就联系孙聪,把平凹先生的电话和家庭住址告诉他,让他赶紧去平凹先生家。

平凹先生立刻给三毛写了一封信,挑选了她喜欢的书,和孙聪一起去邮局寄往台湾。平凹先生对三毛也很欣赏,说她行文行事都带着沙漠上的风声,撒哈拉沙漠的每一粒沙子都和她有神秘的联系。

我和孙聪都很开心。相约等三毛来西安了,我俩做全程报道兼导游。我不仅仅是一名记者,也是贾平凹和三毛的忠实粉丝,他们二人的著作基本每一本都读过。

三毛和平凹先生无论文章还是生活,差异很大,各写各的书,各讲各的故事。三毛光着脚,穿着肥大的袍子在撒哈拉沙漠上奔跑。用她精灵般的文字描绘着撒哈拉沙漠和她的荷西,让无数的年轻人心里温馨,相信爱情。

贾平凹却是大隐隐于市。穿梭于都市的灯红酒绿,却神游于商周的崇山峻岭。写作如同打开自来水龙头,恣肆汪洋。以一年一部的速度,为中国文坛贡献了几十部长篇小说和散文集,声震文坛。

但是他们在精神层面上殊途同归——敏感而孤独、任性而洒脱,不畏世俗,也绝不妥协,流光溢彩,各成传奇。用文字弹拨着高山流水、心有灵犀。

然而,1991年1月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早间新闻中播出:“新华社消息:据香港电视台报道,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昨天在台北荣民总医院自杀身亡……”

晴天霹雳。

三毛去墨西哥后写过一篇游记,专门写到了自杀神。她追着导游问自杀神的详情。导游反问她:“你为什么不去看更大更重要的神,却对这个奇怪的神这么感兴趣?”

三毛不悦,自己返回去研究了一会儿,发现自杀神是自缢在一棵树上。

荷西离世后,三毛写下一段文字:“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读来让人心碎一地。何来人间一缕风,圆她十万八千梦啊。

现在,她以神的方式,重新回到荷西的怀抱。

平凹先生一直在推算,三毛收到了他写的信和寄的书了吗,读了没有?“如果读了,说不定就不会自杀了。”

平凹先生说着,幽怨地看了我一眼:“看看,你就是偷了个懒。”我知道平凹先生是因为痛心,随口说出。可是我听了心如刀绞,声泪俱下。

平凹先生挥泪写下了《哭三毛》一文,表达了他对三毛的敬重和失去三毛的痛心。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在三毛离世11天后——贾平凹收到了三毛的来信。

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安排,那天中午,我和孙聪又在一个会议上不期而遇。孙聪神秘地压低声音问我:“好像三毛给贾平凹来信了,不知道真假?”

三毛给贾平凹来信了?怎么可能?三毛离世11天了,怎么会有信给贾平凹?

我心跳骤然间加快。职业的敏感告诉我,这里边藏着一个石破天惊的秘密。我一路狂奔到省作家协会,找到当时的《延河》主编白描先生,直截了当地问:“三毛给贾平凹来信了?真的假的?”

白描先生呵呵一笑,“无可奉告”。这是明显地打发我走,但恰恰是这样一句官话,让我确定了三毛给贾平凹来信十之八九是真的。

实际上,贾平凹收到三毛的来信后,立刻又写下了《再哭三毛》一文。

白描先生是何等聪明睿智的人!他连夜组织作协的人紧急行动起来,联系纸张、印厂、发紧急征订启事——要把贾平凹的《哭三毛》《再哭三毛》和《三毛给贾平凹的信》发一个独家号外,打出《延河》的声誉,说不定还能产生一点经济效益。怀念和纪念三毛,这种做法无疑是高明和完美的。

白描将贾平凹请到作协,派专人陪他打麻将,切断他与大家的联系,从源头上封锁了信息。

天大晴着,但是寒风凛冽。从作协后院走到前院,站在白底黑字的牌子下,我冻得直打哆嗦,内心却焦虑得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

谁可以给我一点点信息?突然间灵光一闪:不如直接去平凹先生家里,找他的夫人韩大姐试试。相信美丽善良的韩大姐总能告诉我一点什么。哪怕只说一句话:“来信是真的。”我就可以发新闻了。

白描主编啊,你伏脉千里、密不透风,可我就是一个土行孙,上天入地。你可以将贾平凹“扣”在作协大院里,但不可能去他家里也站一道岗。

踏进平凹先生家门,我也是单刀直入:“大姐,孙聪告诉我,三毛给平凹老师来信了,让我看一下呗。”

这是我琢磨了一路的提问,它带着明确的心理暗示:要让韩大姐下意识地认为我已经知道这个事情,来家里就是求证一下。

果然韩大姐吞吞吐吐地说:“来是来了,可是白描说,不能给外人透露一丝消息。”

我故作委屈地说:“大姐,原来您拿我当外人呀?”韩大姐笑着摆手:“不是,不是。”说着拿出了信的复印件。

三毛在信中说:“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与您的文笔最有感应,看到后来,看成了某种孤寂……这一年来,内心积压着一种苦闷,它不来自我个人的生活,而是因为认识了您的书本……”

最重要的是,三毛的信写于1991年1月1日凌晨两点的雨夜中。她收到了平凹先生寄的信和书,并且开始阅读。离开人世的时候,三毛的枕边放着一本《贾平凹散文自选集》。这让我的心里略微有一点安慰。

信中说她三天以后要去住院做手术,有了不好的病。等她好点,明年的四五月会来西安。因为“您的故乡,成了我的‘梦魅’”。文中说了她对平凹先生的敬仰、自己身体的状况以及后边的打算,丝毫看不出有弃世的迹象。

两位文字圣手,还有谁的语言比他们更传神,更能说清楚彼此内心的感应呢?

没有。必须抄下原文。但是韩大姐睁得圆溜溜的大眼睛告诉我,没有一丝可能。

我装着可怜说:“大姐,能不能让我抄一点点呢?”大姐连连摇头:“不敢不敢,叫白描知道了,肯定饶不了我。”

还是那么灵光一闪。我说:“大姐您看看,急着往您这儿赶,肚子饿得‘咕咕’叫呢。”善良的大姐一听就说:“我去给你煮一碗面。”说着进了厨房。

我龙飞凤舞地将信抄写下来。善良美丽的大姐,请原谅一个职业记者的执着和狡猾。

大姐实实在在煮了一大海碗的面条,调了重重的醋和辣子。我硬着头皮作出狼吞虎咽状,将一碗面强吃硬塞下去,撑得出门都不敢弯腰。

回到报社,我给领导做了汇报,立马伏案疾书。领导说:“消息可以写长一点,尽量引用原文。”

我一边写一边叹息:三毛,怎么会这样呢?您不知道您的读者多么喜欢您吗?您不知道人生的路上除了爱情还有很多吗?

给平凹先生写一封信,您都要挑选自己珍存的毛边纸,这么深情、细腻、浪漫的三毛,怎么突然一个转身就走了呢?也或许,这一切都是一个意外。您太想念荷西,想有一个神明帮忙,让您和他互相看上一眼、说几句话。

没想到飘然而至的是自杀神。人间顿然失去了留住三毛的最后一个理由。她决绝地跟着那个神走了。

不,她成神了,为了她的挚爱。驻笔的时候,我的眼睛里涌满了泪水。

发稿之前我动了恻隐之心:这个消息一旦发出去,白描先生的周密计划就要大打折扣。都是朋友,还是仁义一点为好。

我便给白描先生打了一个电话,说我已经看到信了。

白描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不要诈我,我不会上你的当!”我说:“我给你讲一个细节,你自己来判断真假。三毛的字有点扁斜,她的署名是陈平。她家地址写在来信第一页的右上角。”

白描立刻明白坏事了。问我准备怎么办,我说今天晚上要发消息。“你的消息先不要发,我马上来找你。”白描在电话里大声地喊叫着。

省作协距离陕西日报社不到一公里的路。只一会儿工夫,白描就“押解”着平凹先生和韩大姐来到报社。

白描将我写的“本报讯”匆匆浏览一遍,一拍桌子说:“你敢这样发表,我们以后就谁也不认识谁。”

我的领导和白描一番争论后,做出了让步,同意删去多处引文,并且在文末打上“全文请看《延河号外》”的字样。也算是一个互相理解和支持的结局吧。

第二天,《陕西日报》在倒头条位置刊发了我和孙聪联合署名的消息《临终留心言隔海寄孤独——三毛自陨前致信贾平凹》。

这个消息我们首发,海内外媒体纷纷转载引用。此后,三毛和贾平凹的文学神交与友谊成为文坛佳话,流传至今。

我相信世上真的有人能通灵。他们只凭感觉、嗅觉和文字,就可以踏破时空,走进彼此的灵魂。就像花朵可以和太阳对话、月亮可以和河流对话一样。□袁秋乡

责任编辑:白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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