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工在线 陕西工人报社主办 加入收藏 | 设为首页 | RSS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北国周末 > 发现文轩

亲历抗战的日子

时间:2015-08-27 00:28:25  







  我亲历六年抗日战争的岁月。六年中,我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战斗,但在敌后根据地和新开辟的边区,通过民运工作,发动群众,与日本鬼子、日伪军斗争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其中在四个方面,展示了我年轻时期的人生追求及面对敌人、险情所表现出来的气概;也展示了群众处处保护我、掩护我的动人场面。为表明我对这段岁月的珍视,我按照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接受《中国妇女报》记者采访的口头回忆思路,又作了深入回忆,并亲自动笔,简述这段岁月。
  下定决心说服母亲动员同学参加新四军
  我祖籍安徽省定远县,那也是我的出生地。我居住的县城回民较多,谓称大忽二穆,我是回族,原名穆钟平。因定远县属安徽北部,是个穷县,在我出生六个月时,我们就举家迁徙到和县乌江镇。霸王(项羽)自刎的乌江,就是我现在的家乡。它位于长江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产出的棉花全国闻名,水陆交通便利,非常繁华,素有小南京之称,同时离南京市蒋介石总统府只有一江之隔。我家原以做小贩为生,母亲慢慢偷学手艺,借了高利贷,做了小本经营的炒货店,在土改时被划为城市贫民。我母亲聪明勤劳,店里的炒货生意,一切由她打理。我父亲有文化,爱看书报,关心国家大事。对父母的辛劳,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因家里很穷,只能供我一人到禹塘小学上学。我立志发奋读书,与富家子弟不比吃,不比穿。我常穿一件打四方块补钉的旗袍,也不怕人家笑话。我的功课,一直在班上名列前一二名。老师喜爱,同学敬佩。功课再好,可生不逢时,没有钱继续升学。
  庆幸的是,这个小学的校长王易今,与党的外围组织有关系,思想进步,常在课堂上公开宣讲共产党的知识。他宣传共产党打天下为的是穷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没有贫富,人人平等,领袖是斯大林,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叫红军,在长征。他讲的一切,给我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奠定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一九三九年,新四军开到乌江,露宿街头,纪律严明,给乌江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我父亲在乌江镇做生意,他回到母亲与我住的离镇三里地的一间国民党过兵暂住的营房里(不过兵时这些营房都是贫苦人家住着,不要钱),对我说:“钟平,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部队,纪律好,对老百姓也和气,你有空上街看看去。”因乌江镇北头的望景山,有敌人的碉堡和驻军,新四军一般是白天走,晚上来,我无法看到。但听说他们住在离乌江三十里路的香泉街。我好像看到了救星,见到了光明,就下定决心参军。父亲见识广、开明,支持我走。可母亲认为我是个女孩,不能当兵;更重要的,是因为我是她的好帮手,家中唯一的好劳力,不能离开。我能炒二三十斤一锅的花生米,会按麻饼、烤麻饼,会炒瓜子,熬糖果,我一走,可就苦了她。有一天,母亲烧火,我炒花生米,我一边炒一边做她的工作。她仍不同意我走。我一下火了,举起如同小铁锹大的铲子,将炒锅戳了一个大洞。几十斤花生米,顿时如火上浇油般燃烧起来,我吓坏了。母亲则气哭了,骂我:“钟平,小造精的!我也留不住你,你要走就走吧!”母亲同意了,我却很难过。我走了,母亲确实会更苦了,妹妹只有十三岁,弟弟才三岁。父亲同意,母亲松口,翌日,我跑了三十里地,在香泉街找到了新四军五支队八团服务团(即文工团),受到同志们的热情接待。团领导田野同志还给我讲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有关政策,讲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新四军是坚决抗日的等道理。这些更增强了我参军的决心,并决心多动员几个同学一道参军。
  我回到乌江,动员了四个同学。同时,与汪廷芳商量,在她家以打麻将作掩护,向他们宣传新四军的抗日主张。我因接触过服务团领导等人,有了第一手资料,说得生动,他们听得动心。可在这热闹的气氛中一个姓胡的同学唱了反调,她说:“唉哟!新四军没有穆钟平说得那么好。一个人裤脚有三个蚤子。”我一听就恼火了,上去给了她一个耳光。这一耳光,打得四座惊讶,大家面面相觑,空气凝固、气氛紧张。真理就是真理,这个同学的反调,并未引起其他人动摇。我们继续做好一切准备,不动声色。大家选择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四人一同奔赴香泉街,参加了服务团。过了月余,谢宗玉母亲跑来香泉,找到了部队要叫女儿回家。她指我鼻子骂我是勾死鬼,动员谢宗玉出来参军。当时部队政策规定,当兵自愿,家人叫回不准留。我们眼巴巴地看着谢宗玉被拖走。后来听说,由父母包办,她嫁给了国民党二支队队长范培植。其丈夫在镇反时,被我们镇压了。谢宗玉是无辜的,后来闻悉她一直务农。一九八七年,我与廷芳回乌江时,还与她见了一面。前几年,她因高血压而病故。
  开展抗日群众工作智斗日本鬼子兵
  我在五支队八团服务团,只是过渡一下。组织决定,调我到定远县老坝城五支队教导三队女生排学习。我又回到了祖籍和出生地。三队是培训地方干部的,我因有点文化,当了学习小组长。部队生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同志间相亲相爱,我心情很好,从未想过家。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十月转为正式党员,思想上有了飞跃性的变化,原想打败鬼子就回家,现在认识到还要革命到底。乌江几位男同学比我们入伍早,编在主要是培养部队干部的二队学习。一次过封锁线,部队打了一仗。这可吓坏了他们,让他们纷纷产生了回家的念头。他们跑到三队,劝说汪廷芳、范培琦同返乌江。汪、范二人立场坚定,断然拒绝,并要他们找我,实际这是搪塞。汪、范知道,我是绝不会走的,当说客的人答“我们不敢”。结果,他们一行五六人回家了。可境况都不好,有的当了国民党特务,被我们镇压了;有的消极了,就务农当了老百姓。现在乌江人提起这些事,还说男不如女,穆钟平、汪廷芳、范培琦三人路走对了,抗战到底,为乌江人争了光。
  十月,在教导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定远县藕塘镇民运组工作。主要是发动群众,建立农、青、妇、儿童团等组织。这些组织,对抗日支前可起很大的作用。以青年为主,我们组织成立了按部队建制的民兵连、营,战时配合部队作战,抬担架救伤员,平时保卫后方,站岗放哨。对农民,我们则组织成立了农救会,向地主要求减租减息,减轻农民负担;战时则协助民兵支前,平时筹集公粮。农民翻身当家作了主人,扬眉吐气,情绪非常高涨。以青年妇女为主,我们还组织成立了妇救会,教她们读书识字,提高她们的觉悟,使她们懂得男女平等。妇女翻身了,在社会上才有政治地位,在家中也才有当家作主的权力。妇女能顶半边天,做军鞋、救伤员,是支前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儿童年幼,干不了多少事,我们儿童团就培养他们的抗战意识,训练他们的组织纪律性,教育他们从小养成做一个好公民的优良品德,协助家庭做些有益抗战的工作。一次胡服(刘少奇同志的化名)同志从延安到华中,向我们地区干部作报告,我受益匪浅。他说:“要建立民主政权,有了政权才有落脚处,否则死无葬身之地。”他的报告阐述了建立政权的重要性。通过做工作,定远县农民被发动起来了,建立政权有了条件。魏文伯是定远县第一任县长。民主政权成立时,我还领着十几个基干民兵,扛着红缨枪,走了三十里地到县城为他祝贺助威。有了民主政权,就有了根据地,有了家,干部有了来源,部队给养、地方财政开支,也有了保证。群众被发动起来后,我们从中找寻觉悟高、品德好、能够联系群众的人,发展了十几名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有了核心领导,地方工作能更迅速地开展。在这工作不久,我被调到永宁集这个地方,仍做民运工作。
  六月麦黄季节的一天,我们召开乡干部扩大会。会场临近一条大路边,没有设警戒。不久,会场被日本鬼子兵包围了。群众发现鬼子后即报告,我们因没有武器无力抵抗,就赶快紧急疏散。我身着军装又是女同志,是敌人捕捉的重点。当我奔跑时,发现一个鬼子兵头戴猪耳朵帽,手端大盖长枪,大踏步尾随我,那个姿势就像鬼子进村。既来之,我就要对付他,绝不能让他抓活的。他只身脱队力薄心虚,手端大盖长枪跑不快,只是吓唬我,不会追我很久。我呢,十八岁身强力壮,特别能跑,走路一阵风。小学时期全校运动会,我参加五十、百米赛跑,夺了冠军。全县七校运动会,我报名五十、百米赛跑,还有掷铅球、跳高赛,给学校捧回了一个大银盾奖杯。我身体是很棒的。身体好是一大优势,但还要有谋。直跑,敌人好瞄准打枪,我采取了S型、蛇行状往前跑,右蹿左跳在田埂两侧。这一招惹得敌人哈哈大笑。他打了一枪,我只觉响声震耳,但无恙。我心态平衡,蔑视敌人,越跑越有劲。当我跑到左边麦地,见一女同志负伤坐在地上,我搭话想救她,可她一个劲挥手,不让我靠近,高声大喊:“小穆,快,快跑呀!小鬼子还跟着你呢!”我回头一看,已经将鬼子兵甩开有五百米远。我接近前面小村庄,被一基干民兵发现,他跑步将我拉到他家,将他老婆便衣给我换上,送我出村到安全地带。过后得知,麦地里负伤的女同志牺牲了,妇女主任被抓走了。
  跑步通过封锁线为家人安全改名换姓
  一九四零年秋,当我在定远县积极开展民运工作时,组织决定要我到津浦路东江北指挥部江北干校去学习军事、政治。当时抽调的有部队的、地方的共二十多人,都是女性。路西区党委指派宁都起义的宋康团长,将我们带到路东。为此,宋康召集大家交代事项。他说:“到路东必经一条铁路封锁线,附近有敌人碉堡,铁路两边要跑步行军一二里地。为了不掉一个人,你们各解下绑腿带,连结成一条长带,拴在我的骡子后腿上。”二十多个女同志,没一个人以前过过封锁线,都言听计从。但过封锁线跑步行军,人是跑不过骡子的。结果一条绑带中间断裂,二十多人都跌倒了,我和唐玲等四五个人,则叠罗汉式地跌入一个大石头坑中。我被压在下面,腿跌破流血,至今还能见到疤痕。过了铁路,我非常气恼,觉得宋康旧军人出身,旧习未改,他耍我们没经验。我想不能吃哑巴亏,非得整整他不可。我串联后,让大家都静坐在铁路旁不远一个小集镇上,不走了。实际这是很危险的,敌人常出没查路。这一行动急坏了宋康,他苦求我们,说好话:“小姐们!这里不能坐,敌人来了出问题,我有责任。你们有意见可以提,我都接受。”因事先我们已商量好,我带头高喊:“意见到区党委去提。现在,我们肚子饿了,要吃油条。”大家应声:“吃油条,吃油条。”油条吃完,我又喊“要吃西瓜。”油条、西瓜吃饱了肚子,大家高兴了继续行军。到了区党委,我们告了宋康一状。这件事后来成了笑柄,熟悉的同志见了我,笑我们“傻瓜”。我们当时确实太傻,竟没想到:人怎么能跑过骡子呢?
  区党委报到后,分配我们到江北干校女生队学习。干校设在天长县叉涧镇。为了家庭安全起见,队里要我们改名换姓。我与唐玲亲如姐妹,我向她建议,为了纪念跌入大石头坑这个情节,姓都改“石”,名则叫“先锋”二字中各用一字。按常理说,唐玲年龄大于我,她应叫“石先”,我叫“石锋”。因为“先”字笔划少好写,我却抢要“石先”这个姓名。唐玲一贯迁就我,爱护我,平时发的衣物,我好动穿用比较费,她总是关照我。这样,我改名“石先”,她叫“石锋”。从此以后,“石先”代替我原名穆钟平,被普遍叫开了,原名反被淡忘了。干校未结业,组织通知我准备草鞋,要长途行军,过封锁线时再一次见到刘少奇,方知我们要去开辟苏北根据地。
  巧避日伪军追捕坚持在新区工作
  一九四三年,我从淮南区党委办的党校二队结业后,被分配到江苏省甘泉县(现邗江县)公道区任组织科长兼桑园乡指导员。该乡离敌人驻地十五里地,还是个新开辟的边区,群众尚未被发动起来。十月全县扩军,县长许言希到离我所在乡不远的柏树乡督战,区委书记杨布一上任就到桑园乡来协助我。一天晚上,我们在斗坛大寺庙开动员大会,拂晓前散会。杨布与他的通信员俞宝来,和我同住在离斗坛很近的党员张保田家。我与张母同住一屋,杨布他们睡在过道地上。我还未熟睡,有人叫门。俞宝来没经验,爬起去开大门,敌人一枪将他腿打伤,他跑到门前稻田里躲起来。这一枪打得我头脑清醒起来,我断定是日伪军干的,并且是冲着我来的。我在这个乡已工作一段时间,日伪军知道我对他们的威胁,而区委书记杨布才上任,他们不熟悉。这时,我听到敌人进来一个劲喊:“石同志,我们是县政府派来的,检查你们扩军情况的。”他们一面喊叫一面搜,几间住房全搜遍了。我听到喊声,仍闻声不动,坐在床上听动静。并叫张母出房门,吩咐说,如果有人找我,就说石同志走了。张母听话出了房门。我真幸运,过道门开着,正将我住的房门遮挡严实。因天将亮,敌人也惊慌,不敢多停留,听张母说我走了,三十多人扛一挺机枪,又返回开大会的斗坛寺庙。日伪军进来时,杨布同志只穿着裤头,从过道后门的猪圈上跑掉,可被敌人把膀子打伤了。俞宝来看敌人跑向斗坛,跑进屋,喊叫“石同志,敌人走了,我们快走吧。”他这一喊,我是相信的,因没动静,估计敌人走了。我从住房出来,他说腿负伤了。我安慰他找许县长去,只要找到,可以送到县医院去治疗,不要害怕。这天晚上天特别黑,看不见路,我俩慢慢摸着走了约二里路,天已亮。快到柏树村口时,乡干部挥手让我们快离开,并说许县长被敌人打死了,县长警卫员头被打伤让鬼子带到扬州城去了。我一听情况,很是着急,即要俞宝来赶快到区政府送信给刘区长。谁知区政府也被偷袭,后听说区长藏在架在屋上的水车里躲避敌人,幸免于难。区协理员贡良锡被捕,被带进扬州城后叛变。
  我当机立断地对俞宝来说,我必须回桑园乡。我不在,新地区的干部、群众肯定害怕,没有主心骨。我回去,他们认为我在就是共产党在,这个地区还是我们的。可有的干部不让我回。说这次日伪军偷袭,主要是抓我的,我住的三家全被搜查。被抓的干部有的回来说:敌人一路走一路很懊恼地说,要抓着石先,就地枪决,回桑园乡非常危险。我心中非常牵挂乡干部和群众,毅然回乡。当我回到乡里后,干部、群众高兴得很。尼姑庵的尼姑烧香,求老天保我平安。并要我与他们同住,比较安全。贡良锡是本地人,叛变后危害极大,他一次又一次地带着敌人来乡骚扰。他叔岳丈为虎作伥,也帮助他干坏事。我知道情况后,告知民兵查防贡良锡他叔岳丈出没的地方,一旦抓住决不轻饶。后来真的被民兵抓住,就地枪决了。这大长了群众志气,灭了敌人威风。以后,敌人再没来骚扰过。但因是边区,敌人经常化装成便衣下乡抓人。我为了安全起见,每晚睡觉都要挪动几家,有时吃了晚饭跑三十里外去休息,翌日再返乡工作。虽然生活艰苦,工作动荡,形势严竣,但我一直坚持到日本快投降前,始终在这个乡。从而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党员发展到十几名,建立了党支部,选出了自己的乡长,民兵、农救会等组织也建立了起来。我走时群众依依不舍,送我几十个熟鸡蛋让我一路当饭吃,我到中心区党组织去报到,心里也想着他们,至今我仍常常想回扬州一趟,可是力不从心了。
  组织关心我,认为一个女同志在边区工作危险大,把我调回中心区。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组织又派我与一批干部一起,去东北地区开辟新工作。
  六年,我亲历抗日战争,那正是我风华正茂的阶段。我选择参加了新四军、参加了共产党这条道路,为我近五十年的革命历程,开了一个好头,为我以后继续在东北、武汉、云南、西安,从事经济、企业、工会方面的领导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曾对《中国妇女报》采访我的记者说过:“我把自己交给共产党了,还有什么害怕的!”这句话,就是我在革命历程中做人处事的态度。如今,看到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国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成就,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我虽然离休了,但仍然要秉承一贯做人处事的态度,尽力对党和国家作贡献。
  人物简介:石先,回族,1922年12月出生于安徽省定远县,1939年6月参加革命,同年7月入党,抗战时期先后任新四军后方政治部支部书记、抗大五分校女生队排长、淮南甘泉区委组织科长等职,曾多次参加与日伪的战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武汉钢铁公司干部处处长、国营298厂副厂长、西北光学仪器厂厂长、西安黄河机器制造厂党委书记等职,1979年4月任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1985年4月离休,享受副省部级医疗待遇。

推荐资讯
亲历抗战的日子
亲历抗战的日子
举办集体婚礼受称赞
举办集体婚礼受称赞
襄渝线上的“赤脚医生”
襄渝线上的“赤脚医生
白阿莹等省总领导看望慰问抗战老战士
白阿莹等省总领导看望
栏目更新
安全联盟站长平台